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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採訪。想請您談談民主、政治與高科技的關係。日本剛在 2025 年 7 月 完成參議院選舉,您當時人在日本,也特別關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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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我開票隔天人正好在日本,參加日經論壇(Nikkei Forum)。當時日經亞洲(Nikkei Asia)在 7 月 22 日對我做了一次訪問,很有意思,他們開頭的問題就跟您的一樣。我一早醒來,紙本報紙上頭條就是選舉的新聞,所以我當天早上的演講就談了這件事,下午他們便進行了訪談,所以可以說是躬逢其盛,我也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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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關注開票結果,我還為此改了我的簡報,一直等到最後一刻才交。我的簡報最後多了一張投影片,內容是關於安野貴博(Takahiro Anno)的勝利,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訊息。日經的編輯還問我,投影片上的日文「多元性を掲げた安野氏の勝利は:分断する日本への橋渡しとなるか?」是找誰翻譯的,說翻得很標準。我回答:「是找 AI 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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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選舉讓很多日本媒體與民眾關注到極右派的崛起,例如「參政黨」以及「日本優先」這類的訴求。這類「DIY」式的演講吸引了許多原本對政治冷感的年輕人,但結果也讓人不安。您怎麼看這種現象在各國幾乎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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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在臺灣就沒有,這點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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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臺灣並非歷史上從未有過,但在我的記憶中,自從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當選後,情況有了轉變。她當時說,過去的民主可能是兩種價值的對決,但從 2016 年開始,民主應該要成為各種不同價值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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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體上,對決的聲音比對話的聲音大了幾百倍。兩個不同陣營的人如果坐下來好好聊天,被轉發的次數,遠遠比不上他們情緒激動地互相叫罵。後者的轉發量可能是前者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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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臺灣現在的做法,是我們不會讓這種激化言論的平台成為設定議程(agenda setting)的地方。我們有另外一些平台,這些平台獎勵的是在中間「搭橋」(bridging)的人。所有國民,包括未滿 18 歲的,都可以到這些平台發言。例如「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轉發」按鈕。已有研究顯示,只要有轉發按鈕,言論光譜就會往兩極化發展;沒有轉發按鈕,才可能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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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轉發」會造成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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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這個功能本身在設計上就獎勵了社會學上所說的「鏈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也就是強化同溫層內部的連結。我轉發是為了給自己圈子裡的人看,以證明「我是你們的一份子」。這個功能並不會去獎勵那些在兩個不同群體之間找出共同點的「搭橋(bridging)」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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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功能讓每個人都成了「廣播者」(broadcaster)。在過去,你必須擁有報社的發行量或電台的執照才能成為廣播者,他們都受過「守門人」(gatekeeper)的訓練。我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他們受到的訓練就是,在廣播前,你必須先找出對立雙方都能認同的論點,並做到平衡報導(bridging and balancing),這是新聞寫作最基本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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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社群媒體上,按轉發的人沒有受過這種訓練。他們不會去想如何搭橋或平衡,只會尋求同溫層的認同,看到自己高興的訊息就轉發。這與傳統新聞工作者的訓練恰恰相反,自然會導致極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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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的設計,利用了「炎上流量」(engage through rage)的人性弱點,給予最能勾起情緒的內容最高的獎勵。最近一篇名為〈我們能修復社群媒體嗎?〉(Can we fix social media?)的研究,研究者透過 AI 模擬大量使用者,發現只要有轉發功能,群體就會逐漸分裂成極端派系。他們嘗試了各種方法,最後發現,唯一有效的解法是改變排序演算法,把最能「搭橋」的內容放到最前面,而不是當前這種把轉發最多、最受歡迎的內容往前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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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放大極端聲音、缺乏搭橋功能的媒體環境,正是許多國家極端派系大幅成長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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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強調垂直(vertical)機構與水平(horizontal)社群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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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媒體、學術界、官僚體系是垂直晉升的專業機構。年輕世代或許對這些機構尊敬(reverent),但覺得與自己不相干(not relevant)。因此,他們轉向水平社群中那些語言親切、彷彿鄰居般的訊息來源。問題在於,這些網路上的意見領袖通常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其言論卻透過轉發功能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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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是:讓專業機構維持其公信力,同時提供一個讓大眾可以水平參與、能夠搭橋的公共空間。我稱之為「拉格朗日點」(Lagrange Point),就像在地球與月球引力剛好抵銷的那個點,既不完全屬於一方,也不屬於另一方,而是在兩者之間建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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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民進黨政府工作的歷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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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加入任何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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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起,我以專案顧問的身分進入行政院,當時的角色類似「逆向導師」(reverse mentor),協助蔡玉玲政務委員將民間的意見帶入馬英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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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起,我在蔡英文政府擔任政務委員,角色從「在外搭橋」轉為「內外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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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超過十年,我一直在做跨部門的橋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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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臺灣如何避免社會因恐慌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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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時的原則是快速、公平、有趣(fast, fair, fun),核心理念是「幽默勝過謠言(Humor over rumor)」。口罩爭議:2020 年初,對於是否該戴口罩、該戴哪種口罩,社會上出現兩派極端對立的聲音。當時我們沒有急著選邊站,而是用衛福部的吉祥物——一隻名叫「總柴」的柴犬,發布一張牠用爪子摀住嘴巴的可愛圖片,訊息是:「戴口罩可以避免你用沒洗的手摸口鼻。」這巧妙地將焦點從「防傳染」轉移到「提醒你要洗手」,兩派的爭論因此平息。後來我們去測量自來水用量,發現真的顯著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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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紙之亂:當時有謠言說政府要徵用衛生紙原料來做口罩(事實上口罩是塑膠,衛生紙是紙漿),引發民眾瘋狂搶購。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先生立刻發布一張幽默的圖卡,上面是他的背影,搭配一行大字:「咱只有一粒卡臣」,並附上科普資訊。大家看到覺得很好笑,因為這句話改編自環保口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笑置之餘,搶購的恐慌也隨之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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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溝通:當日本捐贈 AZ 疫苗給臺灣時,部分長輩因擔憂血栓而猶豫。為避免社會陷入「反疫苗」與「挺疫苗」的對立,我們將不同疫苗(AZ、莫德納、BNT、高端)的接種意願,以「球賽比分」的方式,在公開訊息上呈現各縣市、各年齡層的偏好。這成功地將潛在的對立轉化為「我的球隊 vs. 你的球隊」的良性競爭,大家爭論的是哪個疫苗品牌好,而不是要不要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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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方式,我們有效減緩了資訊疫情(infodemic),而且完全沒有採取下架言論等言論審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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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教育足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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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我們在 2019 年修改課綱,把「識讀(literacy)」升級為「素養(competency)」。識讀是被動地接收與判讀,而素養則強調主動地參與和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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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經驗是,無論你看過多少查核報告或優質報導,都很難對煽動性的極端訊息免疫。這就像你平常吃得很健康,但只要吃了幾天高油高鹽的垃圾食物,味覺就會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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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靠素養。當學生親身參與過事實查核、親手測量過空氣與水質、實際操作過「意義建構」(sense-making),他們就會鍛鍊出我們所說的「公民肌力」(civic muscle)。有了這種肌力,再看到極端訊息時,就不容易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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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類似黑熊學院(Kuma Academy)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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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回應方式中,「預先澄清」(prebunk) 的效果,通常遠比事後澄清(debunk)來得好。意思就是,不要等到錯誤訊息已經流傳開來才去闢謠,而是要預先設想別人會如何操縱輿論,然後提前揭穿他們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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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體制與民主社會在「透明」這件事上有何根本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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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我們追求的是政府對人民透明,讓人民能監督政府。威權體制則完全相反,它要求人民對政府透明,而政府本身對人民卻是個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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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體制會壓制新聞工作,因為新聞報導能形成凝聚社會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當官方故事之外出現了另一個更具親和力、更能引起共鳴的民間故事時,人們就會團結起來,這是威權體制最害怕的。因此,他們會花費巨大的力氣進行「維穩」,確保民間橫向連結的故事,其公信力永遠不會高過官方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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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分享一個遭遇資訊戰或網路攻擊的具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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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時,我們遭遇了一次「聯合作戰」。當時,臺鐵車站的戶外看板、全臺灣 7-Eleven 的店內螢幕都被駭客入侵,播放抹黑她的內容。與此同時,外交部、國防部等政府網站遭到大規模 DDoS 攻擊,導致記者一度無法連上官網獲取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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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製造社會恐慌,最好能引發股市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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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我們剛成立的數位發展部網站,雖然才剛上線,卻一秒鐘都沒有當機。因為我們採用了分散式備援的架構,運用 IPFS 這類 web3 的思路。例如,使用 Brave 瀏覽器的用戶,在瀏覽我們網站的同時,也在幫助其他人備份網站內容。透過這種幽默且透明的溝通,我們有效降低了社會恐慌,股市也並未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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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事件讓我們體認到,敵人的攻擊是混合式的,我們的防禦也必須是整合性的。因此,我們推動「全民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 for All)」,現在這個概念已擴展為「全社會防衛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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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日本的數位廳(Digital Agency)有交流嗎?對「個人編號卡(My Number)」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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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起,我每個月都會與日本的村井純(Murai Jun)先生線上討論數位治理,我們也經常交流「一個都不落下(Leaving no one behind)」的理念。他們提出的 Digidō(數位道),強調對每個人的關懷,我也深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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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y Number,我理解日本社會對於個人資料透明度存在疑慮。我個人非常關注「隱私增強技術」(Privacy-enhancing technologies),例如以太坊 PSE 團隊正在研究的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這類技術可以做到兼顧隱私與合規(private & compliant)。舉例來說,我可以向系統證明我「已滿 18 歲」,卻完全無須揭露我的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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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常適合引進這類隱私友善的身分技術。核心原則是:政府對人民透明,但人民彼此之間無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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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技術解決主義(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像是伊隆・馬斯克(Elon Musk)這類的創業者,似乎相信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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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區分「為人民(for the people)」與「與人民(with the people)」的差別。我主張用科技與人民一起解決問題,重點在於議程設定權(agenda setting power)在誰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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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解決主義者相信,可以由少數菁英打造單一的「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這個 AI 會自我進化,最終超越人類,為人類解決所有問題。這個過程被稱為「起飛」(take off),但它也意味著「把所有人都拋在後」(leave everyone behind)。這就像是在創造一個集中的、凌駕全人類的頭「機器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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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在民主社會裡,「我們人民,就是超級智慧(We the people are the super intelligence)」。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機器神,而是透過分散式、在地化的 AI,像日本神道中的「Kami」(例如守護村莊的「氏神 Ujigami」)或臺灣的「土地神」那樣,守護各自的社群、促進健康的對話。這是一種根植於道家或神道思想的、去中心化的AI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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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文化,是否也影響了您的治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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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說過一句很棒的話:「人生不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流向別人。」這句話體現了臺灣產業的合作生態系思維——我們追求的是彼此成就,而不是贏者全拿的稱霸。這種文化也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數位治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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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多舉一些像 Pol.is 或「世論地圖」這類「廣泛傾聽(broad listening)」的實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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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s 這套系統源自西雅圖,在日本被稱為「世論地圖」。它的運作方式和社群媒體很像,你可以看到別人的提案,然後點擊「贊成」或「反對」,但它沒有轉發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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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會即時分析所有人的投票,將意見用視覺化的光譜呈現,快速綜整出大多數人的共識區,以及少數人的分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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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肯塔基州 Bowling Green 市:他們曾用 Pol.is 廣泛徵詢市民「What could BG be?」最後 AI 整理出的高度共識,直接交由在地的「傾聽夥伴」(listening partners)——包括青年社團、地產開發商等——付諸實行。這和傳統民調不同,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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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I 辯論:前陣子,矽谷因「AI 是否該暫停發展」而吵得不可開交。我們也用 Pol.is 介入,很快就發現,儘管在某些議題上大家激烈爭論,但在絕大多數議題上其實存在著「罕見共識」(uncommon ground)。AI 將這些共識點自動整理並浮現出來,化解了許多不必要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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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包括 X (Twitter) 的 Community Notes、YouTube 和 Facebook,都已經開始採用類似的廣泛傾聽系統來做事實查核,可以說是目前最大規模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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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品對您對未來的想像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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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歡科幻作品,它們提供了思考未來的兩種路徑:烏托邦(utopia)與反烏托邦(dys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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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艦奇航記》(Star Trek):我拍照時常比這個手勢(瓦肯舉手禮),它代表「生生不息,繁榮昌盛」(Live Long and Prosper)。我欣賞其中的多元主義世界觀:權力不集中,人類、AI 與外星人可以互助共存,而非互相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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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夢》(Doraemon):它就像是兒童版的《黑鏡》(Black Mirror),不斷上演「科技道具 → 產生副作用 → 最終反思」的劇情,提醒我們不要被技術萬能論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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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雪》(Snow Crash):這本書是個警訊,作者描寫了一個反烏托邦的「元宇宙」(Metaverse),但許多科技人卻把它當成了開發藍圖。這告訴我們,同一本書,讀者可能把 dystopia 當成 utopia,這取決於觀看者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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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欣賞科幻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觀點:「任何由人類創造的權力結構,都能被人類的力量所改變。」現在也有像 Manda Scott 這樣作家,透過《Any Human Power》等小說,來倡導「Thrutopia」的概念,也就是不去陷入 Utopia 或 Dystopia 的二元對立,而是努力打開更多未來可能性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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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三體》中的「黑暗森林」與「降維打擊」就是一種 dystopia,它描繪了一個因極度不信任而導致自我封閉的宇宙。我們的任務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公共討論「提升維度」,利用橋接系統、廣泛傾聽等工具,去尋找罕見共識(uncommon ground),從而避免社會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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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想補充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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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大概什麼時候會刊出呢?期待看到你們的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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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計是十月的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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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那文章出來後也請讓我知道。我通常會把我接受的訪問,像之前提到的日經訪談,在刊出後也放到我的個人網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