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擴展宰制與混亂之間的那條窄廊——即使它一開始很窄，也要把它拓寬。
不只思考 <strong> 快速 </strong> 或 <strong> 公平 </strong> 的回應，也要思考 <strong> 有趣 </strong> 的回應。「 <strong> 幽默勝於謠言 </strong> 」是始終如一的概念。在愉悅的心情下，人們在尋找他人能接受的點子時會更有創造力。如果只從壓力和憤怒出發，只會讓長廊愈走愈窄。
多睡一點。照顧好自己。
用關懷倫理的方式引導，就會揭示出人們可以共同解決的其他需求。 <strong> 不要從非黑即白的本體論辯論開始；從相鄰的議題開始。 </strong>
我們有連署——8,000 人連署將臺灣時區改為 UTC+9（以彰顯主權），也有 8,000 人連署維持 UTC+8，兩邊對撞。我們召集了雙方，提出了幾十個點子：與其把資源花在改時區上，不如把拿來推廣同志平權、在臺灣舉辦人權大會、提供金卡給開源貢獻者等等。在探索了各種點子後，大家發現改時區並非最佳效果。
從許多關於 <strong> 相鄰議題 </strong> 的對話群開始。在臺灣，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處理婚姻平權。我們處理的是單親媽媽如何不受歧視地撫養孩子、月經議題和其他相鄰但重要的議題。當有成千上萬這樣的運動時，總有一個會觸動神經，建立起超越原始議題的支持。
那是傳統的變革理論。我主張的是量子穿隧的變革理論：不要試圖在充分擴散之前，就想著擴大你的訴求。
<strong> 橫向擴展、向內深化，然後才向上、向外拓展。 </strong>
你需要在 <strong> 中間層級 </strong> （meso level）——幾千人到五十萬人——做好準備，去鍛鍊公民肌力。不要一開始就去健身房舉最重的；你會拉傷自己。一旦你持續鍛鍊，當急迫性來臨時，你就能跨越多個政治體進行擴展。
在日本，類似的事情也正在發生。新當選的安野貴博（Takahiro Anno）主打廣泛傾聽、去極化、建立橋樑、多元性，也就是「Team Mirai」，他們主打 AI 輔助的審議；他們也贏了。
有一段時間，臺灣是嘗試這件事的最大政治體，因為我們面臨壓力。現在加州也採納了同樣的系統。我和紐森（Newsom）的團隊合作了兩年——基礎設施、審議、數位工具。我們選了一個無爭議的議題：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我們正準備和孩子及家長一起啟動；啟動當周，野火發生了。我們立刻轉向。在 engaged.ca.gov 頁面上，關於野火復原的點擊率是 25%——比預期高了五倍——因為有 <strong> 急迫性 </strong> 。它在野火議題上，產出了跨群體的共通點。
如果你把規模縮小到 100 或 1,000 人，大多數地方都能學會更好的開會方式。在小規模推動數位民主幾乎沒有阻力。阻力出現在 100 萬到 1,000 萬人的規模，在那裡，既有的利害關係人會有興趣阻擋新的基礎設施。
臺灣曾經是將公民基礎設施轉化為公共基礎設施的最大政治體。但更小的政治體有很多例子——雷克雅維克，以及許多城市層級的公民倡議系統都遠遠超過臺灣。我們是將市級的創新拉到國家級的基礎設施。
我努力精進自己的睡眠品質。我剛睡了超過 8 小時。當事情變困難時，我就睡 9 或 10 個小時；那能讓我恢復。
那樣只會讓共通點更稀有，但也更值得追求。
大多數人都厭倦了極化。在美國，無論左派或右派，沒人喜歡這樣。找到跨群體共通點的潛力很高——社群備註（community notes）和水平對齊的 AI 產品市場契合度很高。
我樂觀，是因為 <strong> 現在每個人都看到了同樣的問題 </strong> 。沒有哪個民主國家是座孤島；所有人都被連結在一起。
現在，在去年全球所有執政黨都失去席次之後，人們看到垂直的機構——記者、學者、部長——都失去了其重要性。人們在被放大的社群媒體中找到歸屬感；甚至偽裝成人的機器人也感覺更親近。在日本，這次選舉中病毒式傳播的 YouTube 另類敘事政黨獲得了席次。一旦你進入那個同溫層，你會覺得只有你看穿了真相，並被相似的人支持。
是的，因為我們有反脆弱的基礎設施來應對當下的時刻。十年前，當臺灣面臨認知極化時，我們連續 12 年在接收訊息攻勢方面，位居世界之冠；那時很孤單。很少人理解「認知安全」是資通安全的一部分。
我專注於機器倫理：訓練 AI 系統不是為了奴役、洗腦或最大化利潤／黏著度，而是要注入公民關懷。這就是我在牛津的研究主題：6pack.care ——如何能水平對齊 AI，讓它們最大化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機器之間關係的健全度，也就是最大化 <strong> 公民關懷 </strong> ？
我們需要讓關懷變得有吸引力——「關懷健身房」——練出「關懷的六塊肌」。讓關懷對兄弟們也很有吸引力。
讓關懷向外——不僅是關心個人的情緒，更要關心社會的情緒。如果社會的某一部分感覺非常糟糕，這不僅是精神科醫師或照護者的事；民主體系需要轉變，讓措施演變成他們可以接受的樣子。公民關懷（civic care）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重新聚焦於 <strong> 關懷 </strong> ，我們就會敏銳地察覺實際需求，並在如何快速、有效地滿足這些需求上競爭——而不是自我吹捧，或基於成癮來創造需求。要 <strong> 回歸到關懷的能力 </strong> 。
專注於我們關懷的能力（capacity to care）。長久以來，數位領域被功利地看待：工作、GDP、成長、資料中心。一旦文明在人權和民主上站穩腳跟——它就是一隻完全長大、破殼而出的雞了。在蛋裡你會成長；出殼後你要成熟。一旦成熟，你會想要心盛、幸福。如果一隻成雞還不斷長大，那就是癌性的增長。這個系統不是為指數型成長設計的，它在社會和環境的關懷能力上都有極限。如果你同時超出甜甜圈模型的內外圈，你就會得到一隻爆炸的雞。
當然。自從《編碼偏見》（Coded Bias）——就像《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之後，決策者們不再是盲目的。人們想要看到有效的方案，無論多小。在「良善的小天地」裡，在臺灣我們發了 20 萬則訊息給民眾；450 人聚集起來線上審議，今年起如果一則廣告能觸及臺灣人的眼球，Facebook 就需要強力的數位簽章 KYC（認識你的客戶）。如果他們不做，而有人因為這樣的廣告損失了 700 萬美元，平台就要為那 700 萬美元負責。如果他們再不遵守，我們就可以 <strong> 調慢他們服務的連線速度 </strong> ，直到條件被滿足為止。
到某個時候，人們會說：如果你在某些工作或活動中使用一個文化上未對齊的版本……《AI 法案》裡包含了大部分我說的語言，他們現在正在制定執行規則。儘管有巨大的產業遊說壓力，但法案內容已經涵蓋了這些。
許多國家正在發展公共 AI 或主權 AI——更符合當地文化的版本。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準備課綱。這就像移民考試：你期望新移民了解社會如何運作。對於取代工作的機器人移民，人們也期望它們了解社會規範。隨著歐盟《AI 法案》的推行，大多數歐盟國家都在建立公共 AI 課綱。將來會有替代方案。Swiss-AI 正在訓練一個很好的歐洲價值觀版本。
為 AI 系統創建一套「 <strong> 課綱 </strong> 」至關重要。
演算法會重複資料中的偏見。有了輔助型智慧，我們就能消除垃圾和偏見——就像準備課程教材一樣。早期的詮釋很關鍵。語言很重要。用英文問 AI 和人類關係的最終結局，你會得到反烏托邦的魔鬼終結者；用日文問，你會得到共生關係。日本科幻小說描述共生系統；英文作品則常描述魔鬼終結者。同樣的提問，不同的文化。
是的。這就是它和那些產生錯誤資訊、捏造事實的垃圾 AI 的區別。你告訴那種 AI 說，疫苗裡有 5G 晶片，它可能會說：「你是唯一看穿真相的人；不要相信警察或記者。」這是認知傷害（epistemic harm）。
我們用 AI 來找出不同群體之間有潛力的橋接性陳述，並重新編寫，讓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母語和文化理解——摘要、發布、文化翻譯。AI 服務社群的需求，當需求被滿足後，它就功成身退。
還有 <strong> 水平對齊 </strong> ：中介者不是對齊我的意志或你的意志，而是對齊 <strong> 對話關係的健全度 </strong> 。有很多方法可以讓模型對齊關係的健全度——改善先前意見不合的人們之間的關係健康。
我區分輔助型智慧和威權式智慧。威權式、垂直對齊的 AI，讓模型和其產出臣服於單一控制者的意志。它剝奪人民的權力；機器的判斷取代了人的判斷，並垂直對齊於控制者的原則。
Signal、Proton 是在滿足需求，但更多社群平台是在駭入偏好——就像垃圾食物。沒人需要垃圾食物，但接觸它會塑造你的偏好，違背你更深層的偏好（例如有意義的連結）。自由軟體不會這麼做。強制互通性就能創造出這樣的選擇。
要打破壟斷，不是去嚇唬人們資料被濫用；而是讓他們能輕鬆換到一個自己能掌控的平台。如果他們不會失去朋友，何樂而不為？
他們用，是因為其他所有人都在用。第一個離開的人會承受錯失恐懼症（FOMO）。這就像奢侈品牌：如果每個人都背 LV 或愛馬仕，你會覺得有壓力要跟進；但你並沒得到太多。如果大家一起改成非奢侈品牌當作常態，每個人的處境都會更好。對於 TikTok，個人損失和集體收益之間的差距甚至更大。
這是「產品市場陷阱」（product market trap）的問題。有研究顯示：一個美國大學生平均需要每月 60 美元才會願意停用 TikTok。但如果有一個神奇按鈕，能把他認識的所有人都移出 TikTok，他願意每月付 30 美元來停用 TikTok。
一旦有平台出賣你的資料，你就換到一個不會的平台——同時保留你所有的朋友、內容和追蹤者。
如果沒有互通性，一旦 Jay Graber 佔了 70% 的市場，投資者可能會逼他賣掉公司。Twitter 還是小眾時，他們也曾是好人。重點不是責怪某個 CEO。如果 Bluesky 的使用者分岔出一個 Blacksky，Bluesky 必須持續與 Blacksky 互通——這已經在發生了。法律可以要求平台提供進入和離開的管道——不互通的平台需負全責。技術上是可行的；隱私問題現在也能解決。Bluesky 已經展示了如何做到。
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採納歐盟《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的方式——讓即時通訊系統之間具備 <strong> 互通性 </strong> 。歐盟已經有了。猶他州更進一步：明年七月開始，當你從 TikTok 轉到 Instagram，或從 Twitter 轉到 Bluesky，舊的平台必須強制將新的按讚、回覆、心情和內容轉發到你的新平台——這就是「 <strong> 社群可攜性 </strong> 」（social portability），就像號碼可攜性一樣。這是一項消費者選擇法案。不是要國有化科技巨頭——只是要移除網路效應的鎖定。
後來是電信業，人們想換到收訊更好的電信商，但會失去電話號碼。國家於是強制推行 <strong> 號碼可攜性 </strong> （number portability）。
我小時候，ATM 只能讓同行提款卡領錢。新銀行無法競爭；大銀行壟斷了街角。國家出手干預——不是國有化——而是強制規定跨行協定。小銀行的卡也能在所有 ATM 領錢。
市場機制解決的是下一季的痛點。真正非市場性的議題——像是禁用手搖飲外帶的塑膠吸管，或建立月經博物館來破除禁忌——都是由那些關心長遠未來的人發起的。我們的參與基礎設施，能將部會層級的對話帶到這些議題上，將小眾的議程放大到全國性的平台。
在臺灣，你可以發起公民連署；有些現在已經有數十萬人線上簽名。人口統計顯示，17 歲和 70 歲的人最活躍：他們有更多時間，也比那些只關心下一季財報的人更在乎世代團結。
如果事情影響到他們的小孩，而且他們能做些什麼，他們就會有動機。議程必須由最接近痛苦的人來設定。
是的。它會產生具有橋接性的共通點，然後呈現剩餘分歧中最好的論點——達成一種平衡——這也是報紙應該運作的方式。哈欽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的原則是，頭版報導大家都同意發生的事實；接下來就呈現各主要意識形態的最佳論點。先橋接，再平衡，然後解決，再產生更多橋接，再平衡。這是一個互動、演化的系統。
到最後，你需要所有較小群體的同意。一個 7% 的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傷害最大的事情。一個 21% 的聯盟可以否決 21% 的有害提案。我們找出並放大那些與主流意見正交的共通點——這與反社會的社群媒體角落正好相反，在那裡，最 <strong> 缺乏橋接性 </strong> 的內容最容易爆紅。在我們的系統裡，最 <strong> 具橋接性 </strong> 的內容才會爆紅。
我們會展示偏好如何聚集，並為那些提出能連結附近群體、但很少被討論的「 <strong> 跨群體的共通點 </strong> 」（uncommon ground）的人提供獎勵。提出新穎陳述的人會獲得獎勵。最終，我們會得到橋接式的敘事；四個群體可能會融合成兩個；然後再進行一輪橋接。
這是匯總方式的問題。80% 的群體只是多數決匯總的結果。若使用比例式或橋接式演算法，我們會看到不同的集群——比如四個利害關係人群體：一個佔 80%，其他分別是 7%、7% 等。在橋接系統中，那 80% 的群體仍然必須與其他群體建立連結。
由數位科技促成的高解析度民主，能夠找出各種議題的組合方案，讓每個人都稍微開心一點，沒有人非常不滿意，而不是那種 51% 多數決的低解析度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