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連假不斷的二月，許多人正式回到辦公室開工。你可能不知道，在我們歡度農曆年時，新一代的 AI 模型，已經跳脫各自單打獨鬥的工具角色，開始能彼此「社交」，甚至會動態分配任務、打造相互合作的 AI 團隊。
這意味著，二〇二六年的今天，用 AI 不再需要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當你懂得重新定義自己與這群「部屬」的關係、理解如何互動，就能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力。
當 AI 從單打獨鬥的工具，變成「懂得合作」的團隊，運用 AI 就成了一門「調度」的技藝。當紅的 OpenClaw、Claude Code Agent Teams 等技術，讓 AI 具備高度的橫向協調力，讓你我這樣的使用者，晉升成 AI 團隊的「指揮官」。
例如，我要構思專欄主題時，只需交付任務，後端就會自動集結五群角色、專長迥異的智慧體團隊：一群專門鑽研過去的專欄脈絡、一群追蹤最新的國際趨勢、一群負責研讀科學期刊尋找技術漏洞、一群思考數位民主下的權力平衡、最後一群則負責下標題與潤稿。
這五群 AI 團隊像人類一樣開會、爭辯、研究，短短五分鐘，就能交付一份多方協作的報告，並且有詳細的討論脈絡可循。
目前美國政府 NIST，已經著手制定 AI 彼此互動的指引。這套標準不僅是為了讓不同業者開發的模型（如 GPT、Gemini、Claude）能夠協作，更是為了防範多個 AI 系統互動時，產生團體盲思的偏誤風險。
這種轉變，即將顛覆未來職場的競爭規則：以前，每個人的能力受限於他能處理多少任務；將來，則取決於你能駕馭多少智慧體？
當你領導一群 AI 團隊，必須學會當一個「園丁」。首先，光是制定 KPI 的思維就要調整：過去習慣追求一百二十％的極大化目標，現在「八分飽」就好。
因為，多智慧體的賽局中，過度要求某個指標達到一百分，容易導致個別的 AI 為了達標、而犧牲整體利益。因此，人類的任務就像園丁，把團隊看作花園，你必須維持生態平衡、達到整體效益最大化，確保 AI 團隊的方向與人類福祉一致。
這個趨勢也幫助了我們找回人的主體性。當 AI 幫忙處理掉所有瑣事，剩下的才是真正展現人類價值的核心：自發、互動、共好。
AI 永遠無法代勞你的好奇心，也無法建立真實的人際依附，這都得靠人。
在這趨勢下，今年你的 AI 應用目標，不該再是比拼最大化績效數字，而是如何當一個好園丁——引領 AI 團隊服膺規矩、契合脈絡，人則專注於判斷力與人性互動，這樣的「仁」工智慧，才是開工之際最該牢記的思維。
各位當地時間好。我是唐鳳，現任臺灣數位治理大使、首任數位發展部長，同時也是 2025 年正命獎得主。由衷感謝 AI Safety Asia 在印度人工智慧影響力峰會上，促成這場至關重要的對話。
外交領域的思考以年為單位：起草文本、凝聚共識、批准承諾，每一步都需要時間。但在 AI 的世界裡，危機以毫秒為單位展開。今天我想討論的，正是外交時間與演算法時間的根本錯配。
這些危機不是遙遠的將來，它們正在當下發生：公眾人物的深偽影片、跨境擴散的合成語音詐騙、自動化系統甚至在監管機構來得及反應前，就已經把傷害放大到難以收拾。
我們早已見過演算法時間對市場的衝擊——2010 年美股閃崩，美國股市在幾分鐘內暴跌又快速回升。我們也看過它對社會信任的破壞——歐洲刑警組織警告，有組織犯罪正利用 AI 驅動的身份偽冒技術，大規模實施詐騙，同時跨越司法管轄區逃避追緝。
如今一個轉變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AI 不再只是工具，它已經成為參與者。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最新指引指出，AI 智慧體系統已能自主規劃、執行會影響真實世界系統的行動，OpenClaw 近期的展示也證實了這一點。一旦事件具備自主能動性，應對就不能再仰賴英雄式的臨場應變，而需要制度化的跨國協作機制。
那麼 AI 危機外交應該長什麼樣子？我會分享三大基礎支柱，以及一項區域性倡議。
臺灣的 111 政府簡訊是官方訊息專用短碼，等同於公共溝通的藍勾勾，民眾可以當下驗證訊息真偽。每則簡訊都會顯示發送機關名稱，以及收件人手機號碼的後三碼：這既能證明發送方確實知悉收件人身分，也透過網路機制擔保發送方的真實性。當民眾信任這個傳遞管道，釣魚、偽冒詐騙自然失去傳播動力。每個國家都需要自己版本的低門檻、可驗證信任管道，就算在危機期間也能穩定運作。
像 Polis 這類工具，把互動簡化為同意／不同意，拿掉了容易放大情緒的回覆串。它會自動浮出「搭橋型論述」——也就是立場對立的群體仍然覺得合理的想法，並把這些想法放到所有人面前。vTaiwan 機制把這項技術和面對面對話結合，能把高度兩極化的議題，轉化為可落地的政策。Talk to the City 這類工具更進一步擴大了傾聽的規模，同時把可稽核性做為核心設計：每個歸納出的主題都能追溯到參與者的原始發言，全社會都能驗證摘要是否忠實反映意見。在危機外交中，正當性就來自速度與可驗證性。
深偽內容不會在國界前停下，市場的連鎖反應也不會。目前定義、監測 AI 事件的工作已經展開，但我們仍然缺乏跨國協調的運作層串接機制。
因此我的倡議是：建立區域 AI 危機聯絡網——也就是演算法時代的技術應變熱線。
我們不需要從零開始。網路安全領域，FIRST 已經建立了全球事件應變團隊網絡，APCERT 也為亞太地區提供了可信賴的聯絡框架。我們只需要把這套能力延伸到 AI 專屬事件：可以是深化現有組織的職權、在現有架構中嵌入 AI 領域專業，或是建立互補的聯絡點，對接我們已經建好的網絡即可。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當毫秒級的危機來襲時，跨國合作不需要臨場拼湊，而是隨時就能啟動。這不需要政治立場完全一致，只需要技術層面的信任。
最後，這是屬於亞洲的機會窗口：讓亞洲不再只是規則的接受者，更要成為安全規範的貢獻者。
本次峰會，是全球南方第一次主辦同等規模的活動，這要歸功於印度的數位公共基礎設施（DPI）展現出的制度實力，越來越受到國際認可。Aadhaar 身分認證系統和 UPI 統一支付介面，已經成為各國學習的領先典範。亞洲完全可以在數位公共基礎設施之上，堆疊一層 AI 治理架構。
最後我想用這句話做結：地震來的時候，沒有人會先去查組織架構圖。真正重要的是，建築是否符合耐震規範、平時是否演練過應變、鄰居之間知不知道怎麼聯繫彼此。
AI 安全也是一樣的道理。在牛津大學 AI 倫理研究院，我們把這些公民能力稱為「關懷六力」——就是社會在「地震」到來前，需要預先鍛鍊的核心肌群。關鍵問題從來不是誰掌控危機當下的權力，而是協作的基礎設施，是否在危機到來前就已經建好了。
讓我們把 AI 安全當成民防來對待：反應快速、與公民社會緊密合作、具備跨國協作能力。讓我們確保 AI 危機外交的制度節奏，能跟得上具自主能動性 AI 的速度，攜手共創無限未來。
謝謝各位。生生不息……繁榮昌盛！
我認為這表明我們可以對正面行動抱持正面願景。如果沒有數位系統的正面替代方案來建構社會結構、橋接極化，默認的軌跡就是走向威權主義和民主倒退。
所以我認為這個獎項向人們展示，網路空間就像任何衝突地區一樣，有人在締造和平，人們可以一起解放未來。
嗯，我認為網際網路從字面意義上來說，就是網路之間的互聯。所以是社群在培養批判思考，是對好奇心和協作能力的公民關懷。首先，孩子們——其實是所有人——都需要將自己嵌入以共同目標為基礎的實踐社群中。這在臺灣，我們稱之為 PBL，以目標為導向的學習。
然後，網路可以把在一個社群中從事氣候正義的人，和另一個從事聖經中關懷受造的社群連接起來，並在這兩者之間翻譯，讓大家看到——哦，他們其實也在做上帝的事工，等等。
所以這個跨協定是在社群之後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稱自己為技術社群主義者。科技是為了培育社群，而非某種抽象的進步。
嗯，我相信我們的集體行動目前受到非常高的 PPM 環境抑制。我說的不是百萬分之幾的二氧化碳濃度，雖然那也非常重要。我說的是每分鐘極化度。
所以每天，如果你打開社群媒體，你滑啊滑，它計算出最佳的極化量來打擊你，透過以激怒帶動互動讓你保持黏著度。所以 AI 迴圈中的人就像滾輪裡的倉鼠，一直跑一直跑，很多多巴胺，但哪裡也去不了。倉鼠無法操控滾輪的方向。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卡在這個迴圈裡，那我同意你的看法，它似乎失控了。然後人們說，讓我們停止旋轉的輪子、停止 AI，或者人們談論加速，等等。但對我來說，我認為旋轉的輪子是錯誤的方向。
我們需要拿到方向盤，讓輔助式智慧促進我們的溝通，降低每分鐘極化度。只有在低 PPM 的環境下，我們才能重建集體行動的公民肌力。
在臺灣的立法院，我們的部會——我在 2022 年創立的數位發展部——隸屬於交通委員會。這非常獨特。在世界其他地方，數位部門隸屬於經濟部、科技部、內政部（如果是資安），但只有在臺灣是隸屬於交通。
原因是我們相信這是基礎建設的問題。資訊高速公路都需要交流道和匝道。因為你想想看，如果高速公路沒有交流道和匝道，那就只是一個迴圈，一個旋轉的輪子，對吧？所以哪裡也去不了。
所以我相信立法者和部長的工作是要實現線上的數位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所以，如果一個平台想要俘獲我們的公民，不提供任何方式讓他們帶著自己的社群遷移到更新、更好的網路，那我們當然需要法律來規定：噢，如果你換電信公司，你可以帶走你的號碼。如果你換社群網路，你應該可以帶走你的朋友。如果你換 AI 服務，你應該帶走你的聯絡人。
因為這不是扼殺創新。這不是什麼護欄。這是以交流道和匝道形態出現的導軌。
嗯，不給予信任就不會獲得信任。這適用於政府也適用於科技巨頭。
在臺灣，我們相信應該讓國家機器的運作過程對人民基進透明。所以這是由下而上的監督。我們讓人民監督我們公職人員的所作所為。而在威權體制下，他們讓公民對國家透明。所以國家知道公民的一切。所以是非常不同的理念，即使兩者都是關於透明，但是透明的方向不同。
我相信在科技界，如果科技界的創造物由社群來引導，那麼社群就擁有最終決定權。就像個人電腦一樣。你可以自己決定在自己的電腦上安裝什麼試算表、什麼桌面出版軟體。而不是對著終端機打字，讓大型主機的管理員監看你打的每一個字。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這不是要建立一個替代科技巨頭的歐洲冠軍來在歐洲監控歐洲人。而是，你應該擁有 EuroStack，用來賦權社群擁有自己的算力。這樣就不會有來自國家或企業的任何監控。
我說線上的極化、高 PPM，是一種假象，因為它是一個廣播網路，把擴音器交給了意識形態極端一方的人。所以如果你只看社群媒體，你看到的是反社會的訊息被放大，製造出意識形態的漫畫式形象，誤導人們以為我們是極化的。
但如果你把人們放在不是廣播網路、而是對話網路中，讓人們在線上或面對面與大約九個人交談，你會發現每個人在大多數時候其實同意大多數事情。所以這是空間的函數，不是個人的函數，這就是為什麼在臺灣我們開發了所謂的利社會媒體。這不是放大極端，而是放大罕見共識——發現那些通過連接兩側意識形態而產生的不太可能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