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遊戲最迷人的從來不是精美畫面或高分數字，而是那些讓我停下滑鼠、反覆思考的抉擇時刻。

最近遊戲圈有個很熱門的討論，是《俠盜獵車手》與《碧血狂殺》的創作者Dan Houser 提出「AI 狂牛症」的警告，這位定義開放世界遊戲的教父級人物，對人類經驗走向扁平化有深層憂慮。 AI 狂牛症指的是模型「近親繁殖」：當 AI 不再學習真實經驗，而是反覆複製上一代的合成資料，就像瞎子摸象的故事。第一代摸到象腿以為是大象，下一代就根據這條腿幻想全身。

模仿梵谷畫風的模型，或許能產出看起來相似的影像，卻無法理解人類在精神邊緣狀態時的感受。長久下來，創作會離真實感越來越遠。 近期有遊戲因大量使用 AI 生成內容而遭取消獎項，反映的並不是恐懼科技，而是玩家對「靈魂外包」的本能排斥。 我並不排斥生成式 AI，它是極佳的助手。問題在，一旦涉及到賦予意義，AI 就顯得力不從心。 在偉大的遊戲作品裡，最觸動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沒有正確答案的時刻。AI 的專長是在給定的規則底下，找到勝率最高的路徑，卻無法理解不同的人面對同樣的道德困境時，為什麼會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 但正因為如此，遊戲才有了意義，並進一步催生社群。因為你的選擇跟我不同，才有動力分享、爭論，進而建立連結。

如果遊戲的結局，只是讓 AI 算出標準的最高分答案，這種互動就消失了。

這也是遊戲無法被 AI 全盤取代的根本原因：我們在乎的是透過這些真實的抉擇，所建立起人與人的聯繫。 這跟許多內容創作很像，一首 AI 生成的歌曲可能很抓耳，但如果背後沒有真實的生命經驗，沒有可被理解、可被好奇的創作者，這段關係也就無法延續，很容易生膩。因為它沒辦法在每次探索與分享中，發掘新的意義。

只有能讓人在兩難中看見彼此的作品，才能像經典遊戲《碧血狂殺二》的主角亞瑟・摩根那樣，即使時隔多年，依然活在無數玩家的心中，觸動每一代人的反思，創造意義。

如果我們把 AI 放在人與人之間當橋樑，它可以是很棒的助緣，就像溫暖人心的一團營火；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人該站的位置上，這就是狂牛症的開端，很可能成為摧毀人際互信的森林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是的。讓數位民主再次偉大。謝謝。

⋯⋯再次偉大？

開放 API。讓它無需許可。

所以我認為要在這些非關鍵時期，在這些更慢性的時期，來進行這種國家對話，也許運用對齊大會，圍繞這些非常重要的界線、紅線的劃定。一旦大流行或其他災難發生，那麼紅線也變成明亮的箭頭，指出使用當時的科技的那種解決方案，我們已經知道人民的預先承諾、人民的正當性。

所以我相信在臺灣，我們已經有多年的公民大會，也有線上 Pol.is 對話，正是關於比如公共衛生和隱私之間界線的劃定。我們在臺灣出現社區傳播之前就做了這些。所以當社區傳播確實發生在臺灣時，我們確切知道該怎麼做。公民運動者發明了基於零知識的系統，意思是當你用簡訊 QR 碼登記場所時，什麼都不會洩漏。場所業者對你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你的電信業者只知道一個隨機數字，他們不知道它對應哪個場所。國家在 14 天後什麼都不知道，因為被刪除了。但它確實讓我們能夠在有社區傳播的地方遞迴通知人們。而且它完全自願。然而，它到 Omicron 第一波之前，一直服務我們很好。

在臺灣確實是這樣，因為 SARS 的經驗，推動我們採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以及我們公共衛生系統的數位化，投資在接觸追蹤、疫苗接種、口罩配給等等。

嗯，對臺灣來說，COVID-19 是第二次大流行。我們被 SARS 打擊最嚴重，在 SARS 發生時受創最深。當 SARS 發生時，我們的健保卡字面上就是一張紙，上面有六個格子。所以你必須蓋章標記你進入診所的日期。所以比傳真機還糟，這是親身經歷。

完全正確。

嗯，Bluesky 是圍繞互通性設計的。它是 AT Protocol。對吧？所以 AT Protocol 可以和 Fediverse、Nostr、Farcaster、Lens 聯邦——我漏了幾個。但都是大的可互通網路。這裡的教訓，並不是我們需要歐洲冠軍來取代那些殖民者。而是我們需要去中心化和民主的歐洲堆疊。這樣我們可以捍衛民主，說一旦你在歐洲，你必須像公用事業一樣，至少提供出口匝道和入口匝道。

它叫「綠地」（Green Earth），因為藍天（Bluesky）配綠地。綠地使用語言模型，所以你可以告訴它，你知道，我偏好聖經的創造關懷，或我偏好氣候正義框架等等。然後它找出排名系統的連接組織，使其最大程度地橋接。一旦我們有了那個在 Bluesky 上運行的好替代方案，它實際上會給 X 和其他社群媒體公司壓力，因為如果他們不做出調整，而政策制定者了解確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那麼他們可以把底線設在那些替代方案上。使得科技巨頭不可能不採用這樣的開源倡議。所以這就像把平台分叉成協定，然後強迫它們合併回來。

據說「正命獎」是替代方案的諾貝爾獎。既然如此，就要在小規模上提出真正有效的做法。舉例來說，我正在和一個團隊合作建立利社會排序演算法，可以把 Truth Social 和 Bluesky 橋接在一起，也就是我在台上用的例子。

我認為扼殺創新的護欄，和促進健康競爭與創新的協定之間的區別是：協定必須總是不只帶來防止某事的護欄，還要有導軌，引向某種替代方案。

是的。

是的，我想我剛才已經預先澄清了那個問題。

嗯，我傾聽。我是說，基進的互通性和節流不是扼殺創新，據我所知。它不是審查內容，據我所知。據我所知，猶他州是保守派執政。所以這不是進步派對保守派的事。不是自由派對右派的事。這是關於我們在服務之間移動的基本自由。所以最好的服務得到我們的生意。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強的論點，我沒有從這裡的任何國會議員或歐洲議會議員那裡聽到說「哦，我支持詐騙，所以我不想要這種措施」。對吧？所以我認為反詐騙的角度，絕對是罕見共識，能夠團結左翼和右翼、形成驚人的共同點。

當然。

逐漸減慢他們的連線。

因為如果它有趣，它傳播得比憤怒更快。如果你在兩小時內推出，你可以做一個《天能》（Tenet）式的動作，彷彿你在做預先澄清。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鉗形攻勢意味著他們在看到幽默之後才看到極化。對吧？所以對他們來說，主觀上是預先澄清。但如果你在兩小時後才行動，就太晚了。

最近我們升級到一小時了。所以沒錯，我們有 2-2-2 原則。每當公民透過協作事實查核草根網路 Cofacts 偵測到有病毒式極化或假訊息攻擊，那麼在兩小時內，我們需要推出兩分鐘的影片或兩張圖片，每張 200 字或更少，而且比假訊息更有趣。這叫「幽默勝於謠言」（Humor over Rumor）。

所以所有這些半匿名、所有這些選擇性揭露，你可以證明你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而不揭露你在柏林的街道地址，例如。所有這些都是基本的基礎設施，加在一起提供了非常強大的預先澄清基礎設施，而不是事後闢謠。

我們接受「半匿名」（meronymity）或部分匿名的概念。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在訊息上簽名，這對吹哨者很糟糕，會被肉搜。但也不是完全匿名，因為我們的憲法從未為外國機器人提供言論自由和傳播自由。所以至少你需要揭露你是人類以及你連線的地區。

我們對人們說：這就要來了。深偽的偵測，將從內容層面轉移——你基本上假設任何東西都可能是合成的——到行為層面和行動者層面，確保有數位簽章來尋找行為模式，例如揭露這則訊息來自哪裡。

沒錯，我深偽自己。是的。大約三年前，一個演員在深偽中扮演我。而且那是某種假深偽，因為當時實際上需要很多計算才能算出來。但我們說在未來，這將不是 12 小時，而是 12 秒來完全深偽我。也許 12 毫秒，那時你無法分辨和你視訊會議的人是不是人類。

在臺灣，我們基本上把這些作為對話的話題來邀請。社會物件。我們預先澄清（pre-bunk）而不是事後闢謠（debunk）。闢謠是事後的，而且如果你闢謠，必定會讓一些人極化。

好的。他們現在正在擴大免費服務的範圍。這是因為語言模型。過去你必須會說目標語言才能成功發動攻擊。但現在惡意 AI 不但能說各種語言，甚至迷因，也就是圖片，都可以被完美翻譯成任何目標文化。所以它確實擴大了極化和假訊息攻擊的孔徑。

那是別處沒有的服務。

是的，人們可以接受。這比完全共識容易達成得多。完全共識只確保時間最多的人贏，因為那是無盡的協商。但如果你只問：你能接受嗎？你可以很快得到一個快照。像是一張團體自拍。然後你就通過它。當然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但沒關係。再拍一張團體自拍。然後如果你拍團體自拍夠快，它就變成自拍影片。這就是人民如何看到自己被反映出來。因為沒有什麼比你在 Pol.is、在 Join 平台上寫的幾個字，然後下週變成政策更有力量的了。這對 18 歲以下的人來說真的很賦權，看到他們的名字在國家級辯論和政策制定等等的功勞名單上。然後他們把更多時間投入方向盤，而不是倉鼠滾輪。

我們想要個人電腦，這意味著你可以安裝自己的試算表、自己的桌面出版軟體。你可以分享你對軟體的修復和補丁，叫做 Apache，然後一起形成自由開源軟體（FOSS）運動。所以沒有個人電腦，可能就沒有 FOSS 運動，這兩者攜手並進。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在看節能的小型語言模型，比如臺灣國發基金投資的那些。我們投資了超過 100 個這樣的模型。有些非常節能，它們不使用 transformer 架構。它們使用 Retention Network、Power Retention 等等。所以它可以在你的瑞士手錶上運行。它使用固定大小的記憶體，但在推論性能上仍然是世界頂尖。今天不是技術研討會，所以我就此打住。但這是我深切同情和熱情關注的話題。

因為我們在 80 年代製造了很多 PC 相容機。當然那是很不同的時代。但我出生在一個基本上培養了這種反文化思維的地方，你不需要依賴大型電腦，讓大政府或大企業監控你在終端機上按的每一個鍵——那是當時連接雲端的花俏方式。

是的。我們的《人工智慧基本法》正在進行最後三讀。希望順利。我想只剩最後一個條款了。我認為臺灣整個《人工智慧基本法》對話中的協商，強調了互通性、資料創新、資料再利用等等。我認為這是因為臺灣人真的很喜歡這種個人電腦的願景。

所以我認為這裡的關鍵又是空中掩護，是承諾。當人們知道他們確實同意的任何事情都會被當時的數位部長——敝人——視為真正的紅線，那麼人們真的會傾注最細緻、最體貼的想法。所以再一次，利社會設計是第一步，然後你必須提供空中掩護。

我認為年輕人基本上覺得 AI 系統超出他們的控制。像是在某個其他地方。所以如果科技寡頭兄弟會決定把 AI 系統導向某個其他未來，犧牲年輕人，年輕人真的想把方向盤搶回來。

是的，絕對。芬蘭剛在今年九月辦了一場。關於芬蘭的年輕人對 AI 的看法。同樣使用 Pol.is 技術來進行意見彙整。

日本和加州，據我所知，都比臺灣大很多。所以我們不再是擁有數位參與基礎設施的最大政體了。

結果產出了非常好的「罕見共識」（uncommon ground）——各位可以在網上查閱報告——也就是針對州政府能採取的各種措施，大家竟然達成了令人驚喜的共識。受到這次經驗的鼓舞，他們正著手將其寫入法律，使其成為州層級的公共建設。同時，他們也正在諮詢州政府內部員工，讓公務員能針對如何在業務中更妥善運用 AI 提出建議。所以這就像是在提升政府效率——有點像「政府效率部」（DOGE），但這是「由下而上」（bottom-up），而非「由上而下」（top-down）的模式。

但就在預定上線的那一週，洛杉磯爆發了野火，導致我們無法如期推出。於是我們立刻調整策略，運用「搭橋演算法」（bridging algorithms），讓伊頓（Eaton）與帕利塞德（Palisades）野火的倖存者進行對話，討論如何減災並預防未來的野火。

過去幾年，我也和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及其第一伴侶珍妮佛（Jennifer）合作，共同推動「Engaged California」平台的建置。最初，我們打造這個平台的目的是為了與青少年甚至更年幼的孩童對話，探討社群媒體的使用議題，因為這正是典型的「談論他們的事，卻沒有讓他們參與」（something about them without them）的情況，所以我們希望能將孩子與家長都納入討論。

當然小池知事贏得了連任，但安野獲得了超過 1% 的選票。然後小池邀請他協助東京 2050 的諮詢。然後他成立了新政黨，未來黨（Team Mirai）。以 2.5% 的名單票，他現在是參議院議員，日本國會的參議員，再次把數位民主放在國家基礎設施層級。

但他沒有選舉的政綱。所以他眾包了他的政綱。說任何人用 #TokyoAI 這個標籤都可以成為安野政綱的一部分。所以他用了完全相同的工具：Pol.is、Talk to the City 等等——在都知事選舉一個月前啟動。到選舉日前，智庫獨立評比他眾包的政綱是最好的，甚至比小池的還好。

是的。日本也加入了行列。過去是在東京都會區。我已經和小池百合子都知事合作多年，舉辦都知事杯黑客松，這是參考臺灣總統盃黑客松的。去年，有位《多元宇宙》這本書的讀者，安野貴博，當時 33 歲，一位年輕的科幻作家、AI 工程師，讀完這本書後決定參選都知事，把這個平台付諸實踐。

嗯，我的意思是，有兩個差異。第一，歐盟正在進行新一輪的諮詢，要從即時通訊和群組通訊擴展到社群網絡。這是主要的差異。另一個差異是猶他州的法律適用於所有社群媒體，而不僅僅是非常大型的社群媒體。所以這給了每個人真正的誘因在基礎設施層、在協定層上建設，而不是在平台層上，然後只是希望自己不要達到超大型營運商的規模。

從明年七月開始，如果你是猶他州公民，你從 TikTok 遷移到比如 Bluesky 或 Truth Social——兩者都是開源的——舊網路需要把新的讚、新的反應、新的追蹤者轉發到新網路，就像電信號碼的號碼可攜。所以你可以把這想成個人在出口匝道上移動但仍然保持他們的社群。這迫使平台用關懷的品質來競爭。我完全相信，這樣的話，贏得這場向上競爭——而非向腦幹底部競爭——的會是開源、開放參與的平台。

然而，如果有一個魔法按鈕你可以按下，讓他們認識的每個人也一起離開 TikTok⋯⋯他們願意每月付你 30 美元讓這件事發生。所以這是一個陷阱。字面上是一個產品市場陷阱。因為每個人都在損失效用。但第一個搬出去的人，因為社群被挾持為人質，他們損失更多效用，所以沒人想搬出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工作，例如，透過 Project Liberty Institute 與美國猶他州的 Cox 州長合作。他們今年通過了《數位選擇法》。

但有人建立這樣的替代品，卻真的很難解決所謂的「冷啟動」問題。因為大多數人已經被困在那些大平台上了。幾年前有一項研究，關於使用 TikTok 的美國普通大學生。如果你想說服他們退出 TikTok，你得付他們錢。結果平均你得每月付他們 60 美元讓他們退出 TikTok。他們就是那麼上癮。

首先，我使用 Proton，據我所知是在這裡成立的，不是什麼數位殖民主義。而且有很多這樣的平台。Proton 也是臺灣人創立的，所以我有特別的親近感。

因為如果你個別調查人們，他們傾向於極端。他們像是「YIMBY！是的，在我家後院！」「NIMBY！絕不在我家後院！」但如果你對十人小組說：只有在會議室裡產生共鳴的想法才有機會傳出會議室，去交叉傳播其他會議室，每個人都變成 MIMBY——「也許在我家後院」——如果你這樣做、如果我那樣做。對吧？所以這又是空間的功能，不是人的功能。但如果你發布這種審議式民調的結果，它看起來就像普通民調。所以你把民調整合進民主的所有現有方式仍然有效。所以這裡的重點，不是發明某種狂野的新式數位民主。而是確保我們能運用利社會設計，在重疊而非憤怒中看見彼此。

嗯，我確定你們已經有調查，也就是民調，還有主流媒體發布這些民調結果。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方式，對齊大會，從一方面看像是普通的公民大會。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像是民調。所以你實際上可以不把它想成審議，而是一種民意調查，調查的對象不是個人，而是十人小組。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腦力激盪出更好的方式。我們確實想出了更好的方式。例如，舉辦人權會議如 RightsCon。給貢獻開源、開放科學和開放近用的人發金卡居留權。我們也做了。我們宣傳我們如何用罕見共識達成同婚，讓個人以個人身分結婚但他們的家庭不形成姻親關係，我們確保世界知道這件事、亞洲第一，等等。所以我們最終節省了納稅人的錢但達成了「讓臺灣被看見」——這是雙方更共同的罕見共識。

我們邀請在 Join 上留言的人——它使用相同的設計：沒有回覆按鈕，你可以讚，可以不讚，有兩欄，一欄是最佳支持論點，一欄是最佳反對論點——然後我們邀請發表這兩個最佳想法的人來面對面對話。結果他們同意的遠比不同意的多。因為我們向他們展示，在事實層面，實施這樣的時區變更會花多少錢，一次性的和經常性的。然後我們開始腦力激盪：如果我們要花這麼多錢，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實現你們的共同價值？結果他們的共同價值，是讓臺灣在世界上更獨特被看見。但強迫某人改時鐘⋯⋯好吧，我猜這有點獨特，但很快就不新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