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美國舊金山參與國際 AI 安全會議，分享台灣如何應對合成式 AI 造成的危害。

「安全」是全球 AI 社群最關注的議題之一。過去一年，全球各國政府、業界、學界就針對 AI 安全議題，在英國、韓國舉辦峰會，也促使谷歌、Meta 和 OpenAI、微軟…等 AI 領域的領先業者自願承諾訂定風險門檻，在嚴重且不可容忍的極端情況下，如果該公司無法減輕風險，他們將停止開發或部署其模型和系統。

面對 AI 安全問題，這些科技巨頭並非初次做出自律承諾，但這回可能是它們最積極投入資源，甚至願意與競爭對手合作的一次。

因為輝達晶片訓練的開源模型 Nemotron，表現已經超越 OpenAI 的 GPT-4。最新調查指出，超過四成的《Fortune》五百強執行長會優先選擇開源模型。

相比巨頭們的封閉模型，開源模型不只處理速度更快、能做更多先進應用；如有微調需求，開源模型的更新成本也更低。

獲得輝達投資的 Sakana AI 就主張，組合的開源小模型，會比訓練大模型，更能解決企業的問題。如果這份假說成真，大廠的發展空間很可能會受限。

這樣的威脅，讓科技巨頭們更在意開源社群的意見。也因此開啟了巨頭們和開源社群，在 AI 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機會。

畢竟，科技巨頭們花了很大力氣才推出新模型，不希望犯罪者很容易就能繞過模型，產出非法內容，因此跟社群合作，協力維護開源信任與安全工具、快速更新防堵方式。

開放社群也希望集結群體力量，一發現非法內容流傳時，就能快速更新資料庫，而非壟斷在幾家大廠的封閉系統裡。

除了防堵犯罪，兩大社群也開始針對語言、文化對齊有所合作。

相信大家都有用過 ChatGPT，會發現它回應的用詞或句式，往往並不是台灣用法，使用者卻缺乏簡單、有系統的方法告訴 ChatGPT，這句話怎麼講才對？如果能用一套方法蒐集回應，甚至大家可以在這些回應上面批注，讓 ChatGPT 自動對齊我們的文化脈絡。這是開源社群如 C4AI、EleutherAI 注重的價值，也有足以讓封閉系統借鏡之處。

目前開源跟封閉的大型語言模型，誰會更受青睞，還在未定之天。但，不論如何，這都是大廠開始重視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需求的契機，讓未來我們使用生成式 AI 時，各地的小眾文化、在地社群，都能獲得平權對待。

台灣在 2025 年將正式步入「超高齡社會」，每五人就有一人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對長輩的照護，更需要陪伴與傾聽，AI 陪伴機器人的出現，成為解方之一，然而，AI 沒有情緒、不是真人，這樣做，真能得到認可嗎？

答案竟是可以！

最近，我加入的 「集體智慧計畫」（CIP.org）團隊，和調查研究公司 Remesh.ai、Prolific.com 合作，向全球 1243 名不同背景參與者，進行「全球之聲，AI 未來」調查，其中一項結果顯示，參與者對 AI 提供情感支持給弱勢群體，態度抱持開放，並非全然拒絕。

該結果顛覆了常見的假設：冷冰冰的 AI，介入情感領域，將普遍不被歡迎。許多參與者認為，AI 在長輩或社會孤立者中提供陪伴具有價值。這表示，人們正逐漸接受 AI 扮演某些特定的支持者角色。

這項調查細緻的地方在於，問卷從開放式問題開始，同時也秀出其他人的答案，讓受試者選擇哪些最能引起共鳴。系統藉由 AI 演算法，針對受試者的答案，調整下一組問題，或追問上一題的延伸題，因此能在很短的時間裡，精確地收斂、得出集體的共識。

問卷裡有一題是，「有哪些核心價值是發展 AI 時，不能忽視的？」，多數參與者認為是「尊重」，包括尊重個人邊界、尊重彼此的差異等等。要在 AI 發展中保持互相尊重，即使掌握尖端 AI 技術者，也必須尊重 AI 使用者、受 AI 影響者。

除了尊重，還有同理心、當責（即若用 AI 產生不良影響時，須為此負責），這是全球對 AI 的發展與應用，最在意也最不能打破的三個核心精神。

回頭來看，用 AI 陪伴長者，是否可能違反這些核心精神，變得不尊重、不同理、不當責？由於 AI 持續發展中，答案尚不能定論，此時我們要做的，不是等著 AI 去挑戰、撼動這些基本價值，而應積極檢視 AI 演算法的一舉一動，看它是否合乎社會對陪伴角色的期待。 ...

AI 越來越像人。最近在音訊處理領域，它們在掌握情感表達、非語言線索和聲音語調方面，有時甚至超越了人類。

例如，谷歌（Google）旗下 AI 筆記與研究應用程式 NotebookLM，在九月中旬推出「Audio Overview（音訊概述）」功能，能直接把整篇論文變成 Podcast，特別適合偏好以聆聽代替閱讀的人。其呈現出來的作品，不只內容上下文通順，連聲音表情也恰到好處。

另一個名為 Hume（休姆）的應用軟體，則有如一位心理輔導師。使用者透過手機麥克風和它閒聊，它能回應你的正面、負面情感，接著提供引導，協助人管理思緒與情緒。

也就是說，AI 發展至今，不僅能表現出細微的聲音表情，還能聽出一個人發言時的情緒狀態。

AI 有了這個能力，可以用來做什麼？答案是，協助人類傾聽。

這在公共事務上特別能派上用場，選舉是其中典型的應用場景。如美國波士頓市長吳弭 2021 年競選時，就採用「Real Talk For Change」系統來回應選民的訴求，那是一款來自 AI 新創非營利團隊 Cortico 所開發的平台。

去年，Cortico 開發了一款與平台整合的 App。它的具體使用方法，是錄下團體討論時的各方發言，透過 AI 分析發言者所用的字句、聲音表情，歸類並總結重點，協助找出各組參與者之間有共鳴的見解，再公開在網站上、呈現給決策者。

以往，決策通常是通過投票產生，可能僅限於少數選項，無法說服所有人。上述方法則有所不同；通過廣泛傾聽，它可以發掘出參與者之間的粗略共識，以及共同的價值觀。這使得各群體之間更容易相互聆聽，縮小對立雙方之間的差距。

AI 能「理解」人類語言，確實彌補了人類先天的不足。因為，當一個人試圖傾聽另一個人時，有許多變數—例如聽者的個性、性格、理性和感性傾向、認知能力等等。即使受過專業訓練，要一直維持主動傾聽的狀態也很困難。相比之下，AI 沒有這些干擾；由於沒有自我，它可以扮演不知疲倦的聆聽者角色。

但即使 AI 的功能日益強大，也不代表它能完全取代人類。正如 Cortico 的例子，對話仍需在人與人之間進行，而非每個人各自與機器互動。如此一來，AI 充當人與人之間的橋樑，幫助找到真正的共識，填補溝通拼圖中缺失的一塊。即使群體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的鴻溝，隨著 AI 功能越來越強大，也變得有機會被填補。

美國謀智基金會（Mozilla Foundation） 最近公布「Rise25：引領下一波 AI 浪潮」名單，共有二十五位，我很榮幸獲選為其中之一。

入選者多以「平等」為理念，以開源（Open Source）精神在各領域耕耘，著手弭平種族、性別、貧富不均的現況。無論是科技或商業領域的應用，獲選者所提出的 AI 方案，都是以此為基礎。

開源平台猶如公共圖書館，在開源面前，人人平等。運用開源模式，才能解決生成式 AI 遭科技巨擘壟斷的危機，讓資源共享。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 AI 模型愈大、資料量愈多，就像腦容量大、書讀得多，訓練成本也隨之昇高，往往只有少數科技公司才能負擔得起。透過將基礎模型開源，各界才能進一步結合自身的資料、依照需求客製化，產生出更符合現場需求的 AI 系統。

例如，本屆 Rise25 獲獎者彼得．高爾特（Peter Gault），其開源公益事業 Quill.org 便強調與教育者的密切合作。高爾特透過 AI，免費為學生提供學習讀寫的資源、也為教師提供優質課程內容，讓資源有限的學生能獲得更多學習機會。

Quill 集結了一群中小學教師，來創建他們需要的內容。Quill 的教師諮詢委員會（Teacher Advisory Council, TAC）有超過三百名成員，每個學習活動推出前，會先經過這群專業教師的測試，建立大量教學現場的樣本，來引導 AI 更貼近真實，不會出現雞同鴨講的謬況。

這種由教育者主導的開發方式，確保了 AI 生成的反饋，能夠符合教學當下需求，成為課堂的實用工具。相對而言，許多由技術團隊主導開發的生成式 AI 系統，在學生卡關時往往直接提供解答，無法有效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目前 Quill 仍限於英文使用。幸好，我國各界也有許多人正投入心力在開源模型、資料集、評測系統上。由化工、電子、醫療、內容、法律等業界專家共同投入貢獻，與台大團隊合作的「繁體中文專家模型開源專案（Project TAME）」，就是產學結合的好例子。

而在教育界，也有台灣知識資料集（ATK）等開源專案，涵蓋歷史、文化、政治、教育、時事等廣泛主題，由教育工作者和主題專家策劃和驗證，讓 AI 工具符合在地脈絡，更能為全民所用。

如今，各界都在探討生成式 AI 是否只是一時風潮？於此同時，致力於開源的各界夥伴，正一步步攜手解決以往難解的問題，奠定平等、普惠的基礎。

我與經濟學家衛谷倫（Glen Weyl）等人共同撰寫的新書《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Plurality.net），最近在東京掀起漣漪。

書裡提及的擴增式審議，具體說明如何運用 AI，做到廣泛傾聽（broad-listening），這讓身為 AI 工程師的安野貴博受到啟發，在與我視訊對談後，決定投入東京都知事選舉。

安野貴博獲得十五萬票，創四十歲以下參選人有史以來最高紀錄，也是政治素人紀錄的新高。日本政治環境保守，年輕人更對政治冷感，但這次選舉卻一反常態，為日本社會帶來震撼。

安野貴博參選目的是為了要顯示，像他這樣完全沒有奧援的素人，在技術協助下，也可以提出高品質的政見，並且能持續地跟選民進行政策溝通。他在競選期間大量運用 AI 科技，搭配社群媒體的發散，讓民眾幾乎沒有門檻地參與他政見的型塑。

任何人只要在社群媒體上發文，加上 #TOKYOAI，就會被收進安野貴博的政見資料庫，越來越多人知道也試著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看能否被採納。

安野貴博藉此收集選民的聲音，當考慮不周到的政見被指正，也願意即時調整，政見品質因此提高。每次政見在 GitHub 平台更新後，他的「虛擬 YouTuber」（Virtual YouTuber ，簡稱 Vtuber）就會自動再錄製一次影片，來即時反應民意。

他的競選口號是「用科技打造不讓任何人落後的東京」，也就是不只年輕人，安野貴博讓 AI 技術同樣適用於老人家。跨越數位落差的方法，是使用前一代的技術，老人家不會上網，就用電話表達意見。

選民可以撥打給「AI 安野」，提出對政見的疑問。這個 AI 機器人會自動歸類來電者的提問，並且即時回應。其中使用到的技術，包括語音辨識、合成，以及 RAG（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檢索增強式生成）技術等，提高問答能力和內容生成的準確性。

上述只是其中一例，安野貴博說，競選時所用的 AI 技術，若當選也將落實在市民日常生活，包括長者照顧、遠距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且技術完全開放，其他人能直接套用。

日本獨立智庫對安野貴博的政見給予最高評價。雖然選舉結果最終由小池百合子連任，但她也讚賞安野貴博的做法，甚至希望延攬他進入團隊。

傾聽人民的聲音很重要，卻知易行難，特別是要同時聽取很多人的意見，更難。好在，如今這些理想的概念，在技術成熟下，開始逐漸落實，讓我們邁向更寬廣的未來。

謝謝。

甚至包含我商周新的專欄等等，大概都會發佈在上面。

OK，我逐字稿現在是放在「sayit.archive.tw」這個網站上。

你可以留言說「我想跟你約一對一」。

你就真的聽完了 3 分鐘，然後我就再花個 3 分鐘，把我聽到的重新跟你講一次，然後對方就可能覺得說其實根本他不是這個意思，他就可以再講 3 分鐘，然後你再花 3 分鐘把你聽到再跟他講一次。這樣比一次承受 50 分鐘，我想是比較有人性。

對，下一步可能就要增強他的論點，那個就進階課程了。我自己也沒有說是完美的，我自己以前有所謂的 office hour，在當政委的時候，禮拜三。我自己的承載力大概也就是 50 分鐘，如果他的立場跟我完全不同，我最多就聽他講 50 分鐘。大家可以先從 3 分鐘 4 分鐘開始，甚至你可以好像那種下西洋棋，有一個雙方的碼錶。

中間也不能夠好像就是撲克臉，不是，而是會像你要這樣點頭，或者是如果真的哪幾個字聽不懂，你還是可以打斷他 5 秒鐘以內，說我想確認一下意思，這個是什麼意思。但除此之外都不能再打斷他，然後練習看看你能聽多久。

就是少滑多睡，剛剛已經講過了。其實之前也有特別講過一個，就是積極聆聽。其實我覺得這一個你已經做得很好了，就是盡量去找一個跟自己立場不同、價值觀不同，或者是在兩極化的情況下，在你的對面那一級的人，然後盡可能不打斷他，聽他完整的講他的想法。

對，「少滑多睡」。

他會不會更嚴重，取決於我們花多少力氣，在提升我們對於這些數位平台照顧到這種搭橋的需求的期待。如果整個世界，至少民主世界，都覺得這就是他們該做的，他們就不能再藏在說內容不是我們自己貼的，我們不應該對內容負責任。對，確實不是大型平台貼的，但是把什麼內容推到我眼前，這是你決定的，所以你應該對這個決定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習慣是可以改變的。第二個可以透過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促使大家對於廠商的期待能夠有所不同。第三步就是他不這樣子做，就不是他不盡社會責任，而是他就是公害了。他如果是公害到某個程度，就是被淘汰。

這個一改變之後，大家習慣就跟著改變了。像我自己以前的習慣，也一定是旋開之後放旁邊。但是因為有這樣子的機制設計，所以我現在就算回到臺灣，我也會比較警覺說我一定是最後是蓋上，看重複利用、還是至少放到正確的回收或者丟的地方這樣。

可能在 21 世紀剛開始的時候，是小螢幕的、滑動式的手機的社群網站，確實可能是這樣。但是不表示人類不能想出解決方案，我們很多時候，尤其現在在臺灣之前很多的習慣，我們透過公民教育等等，像我這次去歐盟，連塑膠瓶的瓶蓋，你拿起來之後它會直接黏在上面，你根本沒有辦法把那個瓶蓋拆下來，這就是跟那個不要用塑膠吸管是一樣的意思，就是它不要創造出一個你會忘記把它放到正確地方的一小塊塑膠。

每個時代都有類似的物質。就是不管是過度加工的，加一大堆糖的食品，或者是香菸，或者是比較便宜、但是狀況不太好的酒等等，這個長期就是每一個世紀都有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認識憲法是很重要，對於任何民主國家來講，認識憲法的侷限也非常重要，因為憲法制定的時候的時空背景，跟現在時空背景是不同，才有那麼多個增修條文。那像增修條文甚至把全民健保等等都寫進去，這個想必 1940 年代的條件大概不容易辦全民健保，所以本來他就是應該是一個活的文件，但活的文件必須要依賴大家真的了解裡面寫什麼，以及跟現狀的差異，所以我覺得這次引發對於憲法裡面包含權力、總統的權力、各院的權力等等的程序性等等這些討論，以及未來說不定憲法法庭也會討論相關的事情等等，我覺得這個對於深化大家公民素養，就算成年人還可以打黃熱病疫苗，這個真的蠻有用的。

對，我理解，但是到最後大家都理解到這個跟憲法有關了。

這是一個原因，但是另外一個是除非你剛好家裡或者自己是 18、19 或 20 歲，不然這個題目跟你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關係。

對，但是就好像就是沒有什麼感覺的樣子。

對，我覺得真的很好，就是之前上一次大家這麼認真討論憲法條文，是 18 歲選舉權。然後當時討論的熱度可能沒有這次的 1/10，當時幾乎沒有討論。

沒錯。

所以，當時我就是跟媒體說，交給彥男老師，我是非常放心，那我就可以專注在把臺灣的這一套做法，試著讓我們的民主的友邦也可以快速產生抗體，這個長遠看來，對我們是非常重要。

也可以嘛，所以後來就是用了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彥男老師跟我有一個很像的，就是他也就是好好經營資訊高速公路，所以他並不是說好像哪個黨的，他事實上在兩個不同的執政黨政府都服務過，這個部分也跟我很像，就是恪守行政中立。

沒有，沒有選，我是說那樣也可以，但是如果要我這樣，就不能夠沒事就要我去以色列。因為之前常常我工作到一半，然後就有一通電話來說：「人家就指名，只有你能去」。

如果他們能夠找到，好比像英文講得比我更好的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其實很多國家有設置所謂的數位大使，Nate Fick 是美國的，我記得澳洲或者丹麥有。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能夠找到那個人，我繼續待在立法院也沒什麼。

但是，如果我物理上不在立法院的話，那我又是擔任某個首長，大家感受並不好，怎麼一直派次長來，所以我想這兩個還是要做一個權衡。這個權衡我是非常尊重 administration，他們覺得我在什麼狀態比較好，我就在那個狀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也越來越多這種高階的政務官，像我在疫情的時候，我很容易見到其他的部長、其他的大使、甚至是總理都很容易見到。但是疫情後，他們又變成「你如果不是當面的話，為什麼要見你」的這個狀態，所以現在就變成實際要去進行這些「公眾外交」的工作的時候，一定物理上面就不會在立法院。

你的通勤時間為零。所以事實上如果人在芬蘭，我就不在立法院，這個是很現實的。

我在疫情的時候可以，為什麼？因為疫情的時候，從立法院到國際會議，只是差一個切換視窗，反正大家就不行出門，反正大家都在 16 乘以 9 的小格子裡面。

其實我大概在去年就了解在立法院就是進行政策說明，跟即使是透過視訊去跟各國希望他們能夠導入臺灣產製的這一套心靈疫苗等等，這兩個其實是兩份全職工作，就是不太容易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真的，你要寫那個「少滑多睡」四個字貼在這邊。

團隊可以提醒他（笑）。

可能要少滑螢幕、多睡覺。

好，拜拜。

就像現在很多小孩，你在小螢幕上面給他一整本書他是看不完的，但是敏迪選讀，他是可以聽完的，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就是以後如果小螢幕、把旁邊的世界都隔絕掉，然後手上的東西一直滑，這種變成一種有點遜、是上個世代的做法，現在都直接戴耳機了，直接跟這個耳機的人對話，這樣子我覺得慢慢大家又會進入比較有耐心的情況。

其實我想對很多小朋友來講，他如果 7 歲以前就接觸這種小螢幕，他真的會產生一種依賴感，這個是真的。但是其實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別的互動的模式，好比說現在語音對話，接下來也會變得非常的流暢。甚至你中間打斷 Siri，Siri 還不會突然間調整他，以後還會知道你打斷是因為你有這方面新的需求等等，這裡並不是要賣 Apple Intelligence，各家的這個聲控都越來越厲害了。

當然就是現在也有一些情況，就是你給他大的螢幕，甚至是牆上的電視螢幕或者至少平板，然後一開始就讓他知道，不是只有小螢幕上面那種慣性地滑，你可以透過有意願的方式，比如透過觸控筆或者是鍵盤、滑鼠等等。

是。

當然就是「少滑手機，多睡覺」。

這種制度自信高的地方，真的就比較不會受到這種擾亂。但是我們擔心的當然是，我們的民主盟友們如果都陷入這種混亂，我們靠自己好像也不太容易。

應該是不會，就是臺灣也好，芬蘭也好，我覺得我們畢竟都是世界上（或亞洲）最快樂的國家。裡面有一大部分是人民對於這個民主程序，他雖然亂，但是亂完之後，大家都學到一些。下次同一個攻擊面，就不會再調動我們了，大家有一定的自信，可以說是制度自信。

對，就是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對，他本來就應該第一天就這麼做，只是第一天沒有一個願景告訴他說應該往這個方向。

這本書因為跟我一起寫的 Glen Weyl，他是美國人，所以他的一個重點就是，美國之前雖然發明網際網路，但是發明完之後，他們就喪失在這個上面包含數位素養等等投資，這部分的投資變成完全由私人公司進行，而私人公司在做的時候又變成是以賣廣告作為他主要的目的，可能也不只是缺乏監管，而是缺乏一個明確產業發展的願景。所以就會變成是個別的企業，如果想要盡社會責任，我們會說怎麼好像 Meta 良心發現，加入了聯邦宇宙。我們反而會覺得說很奇怪，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他不是應該很自私嗎？

這個就是可以用統計的方法來看，我們如果在中間促進公民溝通等等這個做法，大家全民通識課，比如認識國會程序等等如果有做得好，理論上極端化的人會越來越少，大部分的人是願意至少在中間搭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