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產品市場陷阱」（product market trap）的問題。有研究顯示：一個美國大學生平均需要每月 60 美元才會願意停用 TikTok。但如果有一個神奇按鈕，能把他認識的所有人都移出 TikTok，他願意每月付 30 美元來停用 TikTok。
一旦有平台出賣你的資料，你就換到一個不會的平台——同時保留你所有的朋友、內容和追蹤者。
如果沒有互通性，一旦 Jay Graber 佔了 70% 的市場，投資者可能會逼他賣掉公司。Twitter 還是小眾時，他們也曾是好人。重點不是責怪某個 CEO。如果 Bluesky 的使用者分岔出一個 Blacksky，Bluesky 必須持續與 Blacksky 互通——這已經在發生了。法律可以要求平台提供進入和離開的管道——不互通的平台需負全責。技術上是可行的；隱私問題現在也能解決。Bluesky 已經展示了如何做到。
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採納歐盟《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的方式——讓即時通訊系統之間具備 <strong> 互通性 </strong> 。歐盟已經有了。猶他州更進一步：明年七月開始，當你從 TikTok 轉到 Instagram，或從 Twitter 轉到 Bluesky，舊的平台必須強制將新的按讚、回覆、心情和內容轉發到你的新平台——這就是「 <strong> 社群可攜性 </strong> 」（social portability），就像號碼可攜性一樣。這是一項消費者選擇法案。不是要國有化科技巨頭——只是要移除網路效應的鎖定。
後來是電信業，人們想換到收訊更好的電信商，但會失去電話號碼。國家於是強制推行 <strong> 號碼可攜性 </strong> （number portability）。
我小時候，ATM 只能讓同行提款卡領錢。新銀行無法競爭；大銀行壟斷了街角。國家出手干預——不是國有化——而是強制規定跨行協定。小銀行的卡也能在所有 ATM 領錢。
市場機制解決的是下一季的痛點。真正非市場性的議題——像是禁用手搖飲外帶的塑膠吸管，或建立月經博物館來破除禁忌——都是由那些關心長遠未來的人發起的。我們的參與基礎設施，能將部會層級的對話帶到這些議題上，將小眾的議程放大到全國性的平台。
在臺灣，你可以發起公民連署；有些現在已經有數十萬人線上簽名。人口統計顯示，17 歲和 70 歲的人最活躍：他們有更多時間，也比那些只關心下一季財報的人更在乎世代團結。
如果事情影響到他們的小孩，而且他們能做些什麼，他們就會有動機。議程必須由最接近痛苦的人來設定。
是的。它會產生具有橋接性的共通點，然後呈現剩餘分歧中最好的論點——達成一種平衡——這也是報紙應該運作的方式。哈欽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的原則是，頭版報導大家都同意發生的事實；接下來就呈現各主要意識形態的最佳論點。先橋接，再平衡，然後解決，再產生更多橋接，再平衡。這是一個互動、演化的系統。
到最後，你需要所有較小群體的同意。一個 7% 的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傷害最大的事情。一個 21% 的聯盟可以否決 21% 的有害提案。我們找出並放大那些與主流意見正交的共通點——這與反社會的社群媒體角落正好相反，在那裡，最 <strong> 缺乏橋接性 </strong> 的內容最容易爆紅。在我們的系統裡，最 <strong> 具橋接性 </strong> 的內容才會爆紅。
我們會展示偏好如何聚集，並為那些提出能連結附近群體、但很少被討論的「 <strong> 跨群體的共通點 </strong> 」（uncommon ground）的人提供獎勵。提出新穎陳述的人會獲得獎勵。最終，我們會得到橋接式的敘事；四個群體可能會融合成兩個；然後再進行一輪橋接。
這是匯總方式的問題。80% 的群體只是多數決匯總的結果。若使用比例式或橋接式演算法，我們會看到不同的集群——比如四個利害關係人群體：一個佔 80%，其他分別是 7%、7% 等。在橋接系統中，那 80% 的群體仍然必須與其他群體建立連結。
由數位科技促成的高解析度民主，能夠找出各種議題的組合方案，讓每個人都稍微開心一點，沒有人非常不滿意，而不是那種 51% 多數決的低解析度勝利。
是的。保證任何約 10% 的聯盟都能否決對他們來說最糟糕的 10% 的提案。這是一個動態的聯盟。我們要求的是粗略同意（consent），而非絕對共識（consensus）——保護我們免於不想要的事物，而不是強制推行我們想要的事物。
威權體制以命令方式思考：如果某個解決方案推行後，有些人不滿意，那些人仍然必須配合，因為這是國家政策。在民主制度中，如果不合適，我們會想出分岔方案——就像保護隱私的接觸者追蹤——讓更多人滿意。理想情況是，每個人都比以前更滿意一點，沒有人非常不滿意。威權體制旨在讓掌權者非常滿意；如果有人非常不滿意，那是他們的命運。
記者就有這種好奇心——例如調查報導——而這正是獨裁政權不喜歡的。你還需要 <strong> 當責 </strong> ：每個人都承擔一部分責任來解決部分需求，建立信心，鍛鍊 <strong> 肌力 </strong> ，交付成果，並檢視 <strong> 回饋 </strong> ——對實際發生的事情做出回應。
民主是人們可以接受的參與式決策和過程。這需要人人保持 <strong> 敏銳 </strong> ——對實際需求和新興的共同挑戰抱持一種特別的好奇心，並有好奇心想一同解決這些需求。
我們決定， <strong> 好奇心、協作能力和對公共利益的關懷 </strong> 才是重要的。這些不只是「識讀」（literacies），而是「素養」（competencies）。培養自發探索的好奇心、互動的協同合作能力、關懷社群共好的內在動機。這就成了我們的新課綱。
在臺灣 2019 年的課綱改革中，我們假設：任何可以自動化的事，終將被自動化。任何有標準答案、靠死記硬背學來的知識，都將不再重要。那些知識曾是基本教育的核心。當認知和多數運動功能都可由機器驅動時，什麼才重要？
語言模型——能夠跨文化、跨學科理解質化人類表達中細微差異的人類等級認知引擎。電力催生了網際網路；網際網路催生了語言模型；而語言模型則包含了大部分的公開網路內容。網際網路的縮影，現在就在語言模型裡。
一群人聚在一起，用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方式，為攸關他們自身的事務做出決定。
我的成果是分享臺灣的經驗，也就是如何建立能 <strong> 抵抗極化、激進化和威權主義敘事 </strong> （「民主只會導致混亂與分裂」），促進 <strong> 橫向信任 </strong> （horizontal trust）的公民基礎設施，傳播在資訊、網路和社會各領域中跨越分歧的同理心訊息。
上個月我本來要去特拉維夫參加「資安週」（Cyber Week）——匯集各國網路大使和資安官員的會議，不過現在延到 12 月了。我已經去過 20 多個國家了，平均每四天就要換一個時區。我所有的家當都裝在一個登機箱裡。
我會被臺灣在世界各地的館處「召喚」。例如，二月在巴黎的 AI 行動峰會，我就分享了臺灣的經驗，之後我也去了慕尼黑分享。有趣的是，我聆聽了 J. D. Vance 的第一和第二次國際演說。那真是個特別的經驗。
公民科技專家們批評了舊系統。我便和他們合作：我說，這是驅動舊系統的 API。如果你們能設計出保護隱私、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的方法——讓場館不知道你的資訊、電信商不知道場館的資訊、政府也不知道任何事，但通知功能依然有效——那麼我承諾在三天內將它整合，讓這個公民的發明成為新的公共基礎設施。先 <strong> 分岔 </strong> （fork），再 <strong> 合併 </strong> （merge）——從一個原本不受歡迎的堅實基礎上進行創新。
是的，但具體的設計需要考量隱私。舊的接觸者追蹤方式是讓人們手寫電話號碼，下一個人可以看到前一個人的號碼——這有隱私風險。Google 表單和其他場館層級的資料匯集，也造成了吸引駭客入侵的標的。
我的角色是確保公民科技專家能充分利用這個基礎設施，讓它能觸及每一個人，並減少認知上的傷害和混亂——做到 <strong> 快速、公平、有趣 </strong> （fast, fair, fun）——這些都是人們會投票支持的價值。如果沒有電子化的健保基礎設施，g0v 就沒有原料去設計接觸者追蹤、口罩地圖、疫苗預約等系統。
當時負責協調 SARS 的衛生署長陳建仁，後來在 COVID 期間擔任副總統，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訓練出來的流行病學家。SARS 剛結束，他就設計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ECC）。這個系統將所有部會集中在一個地方，由衛福部長擔任指揮官。溝通不再是大家打電話給彼此，而是有共享的儀表板、情報中心、加入政府的醫師（薪水甚至比次長還高）、個人防護裝備（PPE）的庫存等等。
我們當時已有國家健保系統，但用的是紙本卡。只有澎湖在試辦 IC 卡。沒有電子系統來提供模控論式的回饋（cybernetic feedback），當時一片混亂——電話佔線，每個人都在打給每個人。
是的。SARS 期間，我們的死亡人數比任何國家都多。疫情之所以被控制住，是因為它毒性太強——具有自我限制性。它沒有大規模傳播，因為人們很快就病倒了，但它本來可能非常糟糕。
在臺灣，我們經歷過 SARS。
是的，公民肌力（civic muscle）。我在 Medialab-Prado 2015–2016 的活動中也感受到這點。在 15M 運動之前，已經累積了大量的公民肌力。15M 運動只是既有連結的前緣展現。
當情況變糟——私人損害、混亂、極化——這些都可以成為觸發點。人們會受夠了，然後集結起來。公民基礎建設就像內燃機：如果你能在那個時刻駕馭衝突所產生的社會燃料，它就能創造出美麗且共創的成果。如果你沒有，就像許多佔領運動所顯示的，它最終只會消散。
會有很多波浪，但不知道哪一波會正好遇上那個緊急時刻。在一個「開放創新」的文化中，一旦你撞到牆，某些先進的浪潮就會「穿隧」過這道牆——就像量子穿隧（quantum tunneling）。這是相當不同的變革理論，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那種累積公眾訴求、攀升支持度曲線，然後推動體制內改革者的模式。
公民基礎建設（civic infrastructure）。
那感覺就像是將理論付諸實踐。我們開發了新的應用，但柯司特的理論早已在我腦中成形。它影響了我們對 <strong> 基進透明 </strong> （radical transparency）的堅持，以及我們不僅是抗議，更要 <strong> 展示革新後的民主制度 </strong> 的承諾。這些理念都是直接來自他的著作。
我翻譯了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憤怒與希望的網絡》（ <em>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em> ）的部分內容，並深入研究他的網絡力量理論。我們深受當時西班牙等地由網路促成的社運浪潮影響。我們處在那波浪潮的尾聲，並從對「佔領運動」的研究中獲益——像是各地的佔領運動會互派兩名代表到其他佔領區的國際連結模式。
在太陽花學運之前，g0v（零時政府）就已經在各種抗議活動中提供網路連線支援了。2014 年，正好是 YouTube Live、Facebook Live、Twitch 這些平台達到商業級穩定度的第一年。也就是「直播元年」。
我的第一票，真的就起了關鍵作用。
當我滿 20 歲，第一次投票是投里長選舉。我支持的候選人，就以一票之差險勝。
早期的網路工程先驅們設計了一個平權的系統。任何有電子郵件地址的人都可以參與，任何人都可以自我提名進入治理委員會，選舉人甚至是抽籤決定的。這是一個非常精密的制度。我在 14、15 歲時就參與其中——比我能投票還早了五年——沉浸在一個叫做「網際網路治理」的先進政治體系裡。
網際網路治理的先驅們很多都還在。我到現在還每隔幾週就和 David D. Clark 一起工作。他提出了「粗略的共識與進擊的程式」（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這個概念。
完全正確。在臺灣，借助網際網路的力量來解除戒嚴、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社會運動、政治和科技是密不可分的。
我不會說哪個是單一的轉捩點。我投入網際網路治理、網路自由的歷程，和我走向民主化的軌跡，是兩條平行的路，最終匯流在一起。
對我來說，接觸早期網際網路，和與民主運動者一起工作，根本是同一件事。
在臺灣，與此同時正發生著野百合學運和其他運動，它們以完全非暴力的方式呼籲民主化。親身經歷這一切，對我的形塑至關重要。
我曾跟著他去德國住了一年，當時我們家的客廳，也有來自北京、上海或其他地方的留學生來訪——二十出頭、在天安門事件後持續關心民主的年輕人。
那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隔年一月他就到德國攻讀政治學博士，也有到柏林採訪民運人士年會。他在薩爾蘭（Saarland）——靠近法國邊境的地方——攻讀博士，論文主題就是天安門運動中的民間自主組織。
我小時候，臺灣還不是民主國家，仍在戒嚴時期。我的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我父親 1989 年 5 月 12 日到北京，隔天北京學生就絕食發動民主學運，他待在天安門直到六月一日才回來，對我們家來說非常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