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想從一個關於「缺口」的個人故事開始。我大約五歲時，被診斷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醫生告訴我和我的家人，這孩子活到心臟手術的機率只有 50%。從那以後，每晚入睡都像是在擲硬幣。這讓我深切體會到一種緊迫感，也學到一個關鍵教訓：我沒有時間等待完美。我奉行一個我稱之為「在消逝前發表」（Publish Before I Perish）的座右銘。我記錄下每天學到的每一個教訓，最初是錄在卡式錄音帶上，然後是軟碟片，現在則是網際網路。

在這裡，地震每日提醒著我們，腳下的土地並非亙古不變。然而，環顧這個房間，我感受到一股非凡的能量：那是承諾的能量。在過去兩天裡，各位體現了我們「共築未來」的主題。你們遊走於缺口之間，重新構想金融、促進跨代團結，並應對氣候緊急狀態。你們是希望的實踐者。

在地時間，大家好！能在此歡迎各位來到台灣，這座由板塊碰撞形塑而成的韌性之島，我深感榮幸。四百萬年以來，在海陸板塊的相互碰撞中，台灣一直就是：持續向上、仰望星空。

謝謝大家。謝謝。

當然現在的做法，我覺得跟以前不太一樣。就是說以前你還是團隊裡面至少要配一個真的會寫程式的。但是現在可能連那個人，可能下一期就不需要了。就完全是 vibe coding 的情況。所以我覺得之前 80 幾 % 是非資訊科系，可能以後可以 90 幾 % 是非資訊科系。以上。

同樣就是讓傳統產業的人覺得說，他都不需要做 CapEx（資本投入）。他可以一直用很小的 OpEx（營運成本），就夠去試到他覺得「雖不滿意但是還行」的這些方案。再配合 T 大使，我覺得會有一些效果。

另外，像當時也有提雲市集。就是讓大家不需要做資本投資，而是用訂閱的方式。所以你就可以隨時換一套系統。而且要加入雲市集的話，資料有可攜性。所以你今天覺得不好用，你過三天就轉台，就去用別的。

所以我還是要盡可能去促成，特別是二十幾歲這一層級的人，跟傳統產業的決策者——常常都六七十歲了的這些朋友們——他之間跨世代的信任。這個可能沒有辦法透過由上而下的政策來達成，就只能透過大家不斷的互相關心來達成，大概先回答到這裡。

所以應該是把這些有數位轉型能力的人，把它內嵌到這些企業裡面。我記得留任率是蠻高的。就是說他們常常完成這七個禮拜之後，裡面就有一些人就留在那個產業裡面，那就繼續去當他的轉型顧問。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關鍵，就是說不能由上而下的說，某個傳統產業的哪一個產業，它一定都要怎麼做。因為在那個裡面的竅門，只有那個傳統產業、那個很短的供應鏈裡面，他們的人才能夠了解。

但是因為就像剛剛講到，一個人單打獨鬥的時候，他會覺得可能沒有底氣，去跟這些傳統產業的老闆們這個斡旋。但是一旦他組成了團隊，而且是在這個團隊裡面大家討論出來是有共識的。那其實他們提出來的很多這些年輕人，因為他數位原生世代的這些想法，其實真的能夠切中傳統產業的需求。

但是這滿有意思的。因為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八成多的 T 大使，其實都不是資訊科系。而且事實上很多是學哲學的，或者學其他的相關人文的這些科系。

然後去當作所謂的 Transformation Ambassador（轉型大使）。就是這群人，他不是聽現有的這些執行者的指揮。而是他能夠代表數位轉型的可能性。有點像是高薪聘請的麥肯錫管理顧問那樣子。然後進去之後去進行診斷。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說，我們讓可能大四或者是剛大學畢業的朋友，他不是單打獨鬥然後去傳統產業裡面去當 intern、當學徒。而是說他可能五個人一組。當時好像也有十個人一組，但主要五個人一組。然後受一些基本的訓練之後，好像兩三週的訓練之後。當然有一些去好像夜市，或者是一些地方創生的地方。但是主要是去傳統產業。

對。這個題目，其實我當時在疫情的時候，我們有推一個叫做「T 大使」的方案。現在已經蠻多年了。

日本他們現在非常擔心民粹主義，就是右傾的這個狀況。所以他們現在就非常關注臺灣的狀況。所以基本上就是靠過去十年大家的成果。我覺得不是哪一個特定的外交人員，包括我的功勞。

其實我們的改變制度的程度……其實這些很多口號當時是日本先喊出來的。但是我們改變制度的程度比他們深很多。所以現在他們再回去看說，臺灣當時因為有這些制度，所以就不受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民粹等等的影響。

所以像剛剛講的這種廣泛傾聽，或者是青年參與的青年諮詢委員的制度，就是所謂的逆向導師制度。或者是像日本——因為我才剛從日本回來。我們這些我們已經覺得沒什麼的，像剛剛講到的大學社會責任，或者是社區大學的制度，或者是地方上面的這些所謂的社會創新創業、地方創生等等。

但是我就是去跟國際的機構說明，臺灣是「壓力造就鑽石」，但並不是說只有在臺灣受到那麼大的壓力的情況下，才能夠達到這種韌性。而是說我們在受到那麼大的壓力情況下，我們想出了一些方案。這些方案其實他們沒有受到那麼大的壓力的時候，就可以用了。如果等到他們再受到那麼大的壓力，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他們看我們每一次社會極化、然後再回來、再極化、再回來的過程。寫了非常多的研究報告。像之前哈佛商學院，就有專門就我們疫情期間的情況寫個案報告。所以這些就是大家全民的成果，不是我個人的貢獻。

所以我在國際上面之所以分享這些東西，大家覺得說需要參考、有份量等等。並不是說個別的外交人員，包含我的努力。而是說我們邀請國際上面的研究者實際來臺灣。他們現在非常多，包含一些國際的 NGO 都在臺灣。

我覺得臺灣之前也不是沒有過民粹主義，也不是沒有看起來好像麥卡錫主義的東西等等。但是每一次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是靠我們可能世代之間的、或者是不同信仰中間的、或者是城鄉之間的，就是有各種共好的這個部分。去把在政治上在別的國家其實就已經會導致非常不可挽回的狀況的東西，我們好像每次都有拉回來。

我覺得是靠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因為我現在主要做的題目，就像剛剛說的，就是去極化（depolarization）。就是在社會上已經彼此仇視到一個程度的情況。而且既有的大的機構——像在美國大的新聞機構、大的學術機構、大的政府機構——都預設就一半的人不相信的這個情況。你要怎麼樣子去把它橋接回來？

只要每天都能夠睡夠，大概就可以每天有一個 checkpoint（檢查點）。大概就可以一直保持創作的能量。大概是這樣。謝謝。

然後你把這些要求，跟剛剛 AI 的 judgment 去做結合。結合完之後可能有個 prototype（原型）。就像剛剛講一定不完美。不完美沒有關係，大家一定會有很多批評指教。那個就是你隔天的新的 input。

我覺得未來越來越多的創作會是這個形狀。就是 judgment 的部分，可以在醒著的時候交給 AI。人是 perception（感知）。就是你去看所有其他實際上的需求。你要照顧哪些關係？哪些人會有哪些求知的要求？或者是有哪些增進他們的服務的要求等等。

我現在像我在牛津的 6pack.care 的網站。不但程式碼完全是 Grok 寫的。它就連裡面的內容，我都是讓 Claude 跟 GPT 去互相辯論，然後讓 Gemini 做裁判。然後讓 agent 在那邊 orchestrate（編排）。所以我什麼都不用做。我只要看他們辯論的記錄就可以了。然後試著在中間去提取人類可以看得懂的部分，然後把它變成我的哲學創作。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不妨把蒐集資料，或者甚至做一些評量，或者是做 judgment（判斷）的工作，只要是你醒著的時候，我覺得都可以交給 AI 做。

所以作為防守方，你一定要睡夠，才能夠去充分吸取你前一天獲得的資訊跟情報，新的防守的招數才會出現。所以即使是在最高壓力的時候，像當時疫情的時候等等，我就是怎麼樣都要睡夠。

但是人如果沒有睡夠的話，你前一天所吸取到的東西，你沒有辦法真的寫入長期記憶。所以你如果才睡三個小時，你醒來之後，還是用你昨天那一套再做。那這樣過了幾天之後，攻擊方就一定贏，防守方就一定輸。

這個概念其實滿簡單。就是說，基本上資安的攻防也好，其他的攻防也好。攻擊的方式，他絕對不會等你去把你的防禦做完。他一定馬上變招，馬上做一個新的方式。

那時候謝翠娟——當時是資管處長，接下來的資安署署長——就是負責去回應這些攻擊。我每天都要他向我回報。但不是回報資安的情況，是回報他睡了幾個小時。分段睡沒有關係，一定要睡夠。

那時候我記得 2022 年，那時候我們正在籌備數位發展部。然後就出現裴洛西議長來台。然後我們就受到網攻。7-11、火車站的外面的廣告招牌都被換掉。

所以可以說，白天的時間基本上都是在跟人互動，然後發揮我的好奇心。但是我在白天是不下判斷的。就是全部都收集起來。但是真正下判斷的時候，就是在睡覺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做的。總之就是醒來就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的做法。

對，很好的問題。我其實主要工作的時間都是睡覺的時間。所以我每天一定要睡到八個小時。如果要處理比較困難的問題，就要加班，就要睡到九個小時或十個小時。

我講得比較繁瑣，簡單講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從程式的部分往設計的部分移動。然後再去善用剛剛講到這些機械化的、自動化的軟體產生工具。那這樣就比較容易達到說，我們看到社會需求，就直接做出全世界可以用的產品，也不太需要受到像以前那樣語言、或者文化、或者是慣用操作介面的這些限制。因為你在那個地方去用 vibe coding 去再做客製化就好了。簡單講是這樣子。希望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但現在是你只要——就是剛剛講到那個匝道——就是 API 的這些接口、介面有設計好。這樣需要客製化的客戶，也不會需要你來客製化。他只要告訴 Claude Code，或者是這些 vibe coding 的工具說：「我今天介面想要長這樣。」他就好像免洗餐具 3D 列印一樣，就把它弄一個他想要看到的前端。等於你只要管營運邏輯那邊就好了。

之前是這樣子做是因為，你要看懂別人的程式的成本非常高。然後你很難去把客製化的專案，改成一個通用化的產品。

所以我未來覺得軟體工作——就是宜敬部長的看法——就是以前那種客戶有一個需求，你就專門幫他雕花，做一個專案。這個不但顯然是夕陽產業，而且在未來也不需要這樣子做了。

實際像我們當年那樣去雕花的，已經就有點像 Elon Musk 說，現在還是有人在自己種菜。但是自己種菜、在菜園裡面種菜，那是為了強身健體，或者是自己怡情養性。但是並沒有辦法跟工廠化農業來進行直接的競爭。

就是說你面對機器的部分，很可能到最後幾乎完全沒有。面對人的部分、面對使用者需求的部分，變得越來越高。到最後大家都是架構師加上 PM 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整個想法就會變得相當不一樣。就是程式設計裡面，可能「程式」的比重會一直減低，而「設計」的比重會一直增加。

但是我覺得現在開始，就是軟體工程慢慢變成比較像是完全機具化的這種作業。可以說是，特別是大家可能有看到，就是 GPT-5 Pro、Claude Code，未來 Gemini 3.0 Pro 出來之後。基本上你只要能夠描述的出來的前端介面，或者是它的呈現方式，精準度不要差多少，那 AI 都可以鉅細靡遺地畫給你。基本上已經不太需要手工雕花的狀況了。

我的看法簡單來講，就是說我覺得我當年學的軟體工程，有點像手工業者的那種感覺。就是陶藝、雕刻那種。它有非常大的難以直接傳遞的，你必須要當學徒學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學到的這些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

非常棒的問題。二月在巴黎跟 Eric Schmidt 發表 ROOST 的時候，我跟他們 Schmidt 基金會有大概討論這個問題。

而且在數學上可以證明說，它沒有犧牲掉任何少數族群的權益。大概我覺得目前暫時先做到這樣，已經比本來的、別的聚合的方法要好很多了。謝謝。

我剛剛講到那個 Maximizing OS（最大化的作業系統）。這個比較像是 satisficing（滿意即可）。就是說它夠好就好。到某個程度，我們這個橋就先搭了先過了。那某些真的沒有共識、還分歧的部分，你就輪到下一輪再進行討論。所以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子先採收掉。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防守式的數學方式。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去做出讓大家都非常高興的那種做法。但它可以證明搭的這個橋，基本上除了極少數極端值之外，其他人都覺得是相當好的。就至少夠好（good enough）。

那當然你如果只有一個人非常不高興，因為你只是千分之一。你沒有辦法杯葛掉千分之一的提案，因為總共才 30 個提案。但是就是說人們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凝聚力的話，就很容易去杯葛掉不要的那個部分。

所以你在數學上是可以證明說，最後存活下來的這些選項，基本上都是讓大部分人就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或比較高興。而不會有任何少數人非常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