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果是分享臺灣的經驗，也就是如何建立能 <strong> 抵抗極化、激進化和威權主義敘事 </strong> （「民主只會導致混亂與分裂」），促進 <strong> 橫向信任 </strong> （horizontal trust）的公民基礎設施，傳播在資訊、網路和社會各領域中跨越分歧的同理心訊息。
上個月我本來要去特拉維夫參加「資安週」（Cyber Week）——匯集各國網路大使和資安官員的會議，不過現在延到 12 月了。我已經去過 20 多個國家了，平均每四天就要換一個時區。我所有的家當都裝在一個登機箱裡。
我會被臺灣在世界各地的館處「召喚」。例如，二月在巴黎的 AI 行動峰會，我就分享了臺灣的經驗，之後我也去了慕尼黑分享。有趣的是，我聆聽了 J. D. Vance 的第一和第二次國際演說。那真是個特別的經驗。
公民科技專家們批評了舊系統。我便和他們合作：我說，這是驅動舊系統的 API。如果你們能設計出保護隱私、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的方法——讓場館不知道你的資訊、電信商不知道場館的資訊、政府也不知道任何事，但通知功能依然有效——那麼我承諾在三天內將它整合，讓這個公民的發明成為新的公共基礎設施。先 <strong> 分岔 </strong> （fork），再 <strong> 合併 </strong> （merge）——從一個原本不受歡迎的堅實基礎上進行創新。
是的，但具體的設計需要考量隱私。舊的接觸者追蹤方式是讓人們手寫電話號碼，下一個人可以看到前一個人的號碼——這有隱私風險。Google 表單和其他場館層級的資料匯集，也造成了吸引駭客入侵的標的。
我的角色是確保公民科技專家能充分利用這個基礎設施，讓它能觸及每一個人，並減少認知上的傷害和混亂——做到 <strong> 快速、公平、有趣 </strong> （fast, fair, fun）——這些都是人們會投票支持的價值。如果沒有電子化的健保基礎設施，g0v 就沒有原料去設計接觸者追蹤、口罩地圖、疫苗預約等系統。
當時負責協調 SARS 的衛生署長陳建仁，後來在 COVID 期間擔任副總統，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訓練出來的流行病學家。SARS 剛結束，他就設計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ECC）。這個系統將所有部會集中在一個地方，由衛福部長擔任指揮官。溝通不再是大家打電話給彼此，而是有共享的儀表板、情報中心、加入政府的醫師（薪水甚至比次長還高）、個人防護裝備（PPE）的庫存等等。
我們當時已有國家健保系統，但用的是紙本卡。只有澎湖在試辦 IC 卡。沒有電子系統來提供模控論式的回饋（cybernetic feedback），當時一片混亂——電話佔線，每個人都在打給每個人。
是的。SARS 期間，我們的死亡人數比任何國家都多。疫情之所以被控制住，是因為它毒性太強——具有自我限制性。它沒有大規模傳播，因為人們很快就病倒了，但它本來可能非常糟糕。
在臺灣，我們經歷過 SARS。
是的，公民肌力（civic muscle）。我在 Medialab-Prado 2015–2016 的活動中也感受到這點。在 15M 運動之前，已經累積了大量的公民肌力。15M 運動只是既有連結的前緣展現。
當情況變糟——私人損害、混亂、極化——這些都可以成為觸發點。人們會受夠了，然後集結起來。公民基礎建設就像內燃機：如果你能在那個時刻駕馭衝突所產生的社會燃料，它就能創造出美麗且共創的成果。如果你沒有，就像許多佔領運動所顯示的，它最終只會消散。
會有很多波浪，但不知道哪一波會正好遇上那個緊急時刻。在一個「開放創新」的文化中，一旦你撞到牆，某些先進的浪潮就會「穿隧」過這道牆——就像量子穿隧（quantum tunneling）。這是相當不同的變革理論，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那種累積公眾訴求、攀升支持度曲線，然後推動體制內改革者的模式。
公民基礎建設（civic infrastructure）。
那感覺就像是將理論付諸實踐。我們開發了新的應用，但柯司特的理論早已在我腦中成形。它影響了我們對 <strong> 基進透明 </strong> （radical transparency）的堅持，以及我們不僅是抗議，更要 <strong> 展示革新後的民主制度 </strong> 的承諾。這些理念都是直接來自他的著作。
我翻譯了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憤怒與希望的網絡》（ <em>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em> ）的部分內容，並深入研究他的網絡力量理論。我們深受當時西班牙等地由網路促成的社運浪潮影響。我們處在那波浪潮的尾聲，並從對「佔領運動」的研究中獲益——像是各地的佔領運動會互派兩名代表到其他佔領區的國際連結模式。
在太陽花學運之前，g0v（零時政府）就已經在各種抗議活動中提供網路連線支援了。2014 年，正好是 YouTube Live、Facebook Live、Twitch 這些平台達到商業級穩定度的第一年。也就是「直播元年」。
我的第一票，真的就起了關鍵作用。
當我滿 20 歲，第一次投票是投里長選舉。我支持的候選人，就以一票之差險勝。
早期的網路工程先驅們設計了一個平權的系統。任何有電子郵件地址的人都可以參與，任何人都可以自我提名進入治理委員會，選舉人甚至是抽籤決定的。這是一個非常精密的制度。我在 14、15 歲時就參與其中——比我能投票還早了五年——沉浸在一個叫做「網際網路治理」的先進政治體系裡。
網際網路治理的先驅們很多都還在。我到現在還每隔幾週就和 David D. Clark 一起工作。他提出了「粗略的共識與進擊的程式」（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這個概念。
完全正確。在臺灣，借助網際網路的力量來解除戒嚴、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社會運動、政治和科技是密不可分的。
我不會說哪個是單一的轉捩點。我投入網際網路治理、網路自由的歷程，和我走向民主化的軌跡，是兩條平行的路，最終匯流在一起。
對我來說，接觸早期網際網路，和與民主運動者一起工作，根本是同一件事。
在臺灣，與此同時正發生著野百合學運和其他運動，它們以完全非暴力的方式呼籲民主化。親身經歷這一切，對我的形塑至關重要。
我曾跟著他去德國住了一年，當時我們家的客廳，也有來自北京、上海或其他地方的留學生來訪——二十出頭、在天安門事件後持續關心民主的年輕人。
那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隔年一月他就到德國攻讀政治學博士，也有到柏林採訪民運人士年會。他在薩爾蘭（Saarland）——靠近法國邊境的地方——攻讀博士，論文主題就是天安門運動中的民間自主組織。
我小時候，臺灣還不是民主國家，仍在戒嚴時期。我的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我父親 1989 年 5 月 12 日到北京，隔天北京學生就絕食發動民主學運，他待在天安門直到六月一日才回來，對我們家來說非常幸運。
這和任何涉及暴力、破壞或脅迫的無政府主義分支都非常不同。我們不用脅迫來對抗脅迫。我從小深受道家影響。所以，「持守的安那其」換個說法，其實就是 <strong> 道家思想 </strong> 。
我是唐鳳。我的工作一直是致力於推動持守的安那其（conservative anarchism），也就是尊重既有的傳統和體制，並以非強制的方式來改變它們——將垂直、由上而下的控制，轉變為水平、自願的合作。
或是「複合式危機」（polycrisis）。
有些人會說，這其實是同一個危機，他們稱之為「元危機」（metacrisis）。
它是輔助型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
嗯，我也有用 Granola，它確實非常方便。
謝謝。非常精采的提問。
是的。在亞洲，我認為威脅的高峰還沒有到來。但當威脅來臨時，我們的社會韌性、我們的免疫系統也會共同演化。所以情況可能不會那麼糟。就像我們接種了疫苗，但還沒打加強針。所以病毒會傳播，但我們不會病得太重。
對很多人來說，是的。我認為，正如我提到的，對許多人來說，2024 年的選舉首次展現了對立極化如何重新定義人們對民主的想像。我們甚至有像羅馬尼亞這樣的案例，整個總統選舉因為我們剛才談到的惡意 AI 而被取消、作廢。所以在 2024 年之後，人們不能再說：「喔，情況沒那麼糟。」因為情況真的很糟。所以我相信，是這種「集體意識」讓 2024 年成為了極化的高峰年。人們將會集體地對此採取行動。
所以現在，媒體機構（包括社群媒體）、學術機構，各地的機構都在說：「我們需要學習『橫向信任』（horizontal trust）。」因為如果我們不學習橫向信任，那種垂直的信任模式，就有可能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尤其是在年輕族群中。所以我其實對它的普及相當樂觀，因為現在這種緊迫感是普遍感受到的，而不像十年前，只有在像臺灣這樣的某些地方才感受得到。
因為世界各地的「垂直機構」正在崩潰，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最好的報紙、最好的大學、最好的部會，它們的影響力都在減弱。即使像在日本，我認為人們仍然非常尊敬記者、教授等等，他們仍然懷有敬意（reverence），非常尊重他們。但「關聯性」（relevance）卻一直在下降。這並非失去社會地位；權威人士依然備受尊敬，只是人們把時間花在別的地方了。我認為這是每個人都在感受到的真實壓力。
這就是主要的區別。在過去十年裡，要在臺灣以外的地方推廣這些橋接、傾聽的理念是很困難的。因為如果你不在第一線，你就感受不到那種壓力。但現在，突然之間，第一線無處不在。所以我現在其實得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回饋。你看，社群備註在 Twitter 還叫 Twitter 的時候就有了，當時叫 Birdwatch 之類的。但沒人知道它，因為沒有壓力去利用它。它已經在那裡，是開源的，非常小眾。但現在，祖克柏說：「喔，社群備註，這才是方向。」我相信 YouTube 也導入了。突然之間，每個人都感受到了壓力。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在過去幾年裡，各地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感受到了對立極化的壓力。去年沒有哪個民主國家的執政黨席次不減的，沒有一個能保住席次的。所以突然之間，每個人都感受到了壓力。
我去年從內閣職位轉到外交工作，深刻體會到臺灣「壓力造就鑽石」（pressure makes diamonds）的道理。所以，在尚未感受到類似壓力的政體中，人們比較沒有改變現狀的動力，也就更難取得系統性變革所需的「保護傘」或「事前承諾」。
從根本上來說，這是與民意調查截然不同的意見匯集方式。因為當你單獨對人們做民調時，他們的立場會非常極端。但在對話中，人們會「讀空氣」，會彼此協商。所以我認為，這就像是「民調」加上「讀空氣」，像是一個數百萬人的焦點團體。
對，你可以的。正如我提到的，我們真的發了簡訊給二十萬人，對吧？他們都有很好的想法。然後在線上審議中，你可以梳理這些想法。現代的語言模型能做的，就是準確地將群體的樣貌反映給人們看，這樣人們就不會不必要地走向極化。他們可以公平地看到正方最好的論點、反方最好的論點，然後專注於那個能夠讓雙方最強論點都得到一定程度滿足的、創新的想法。
所以，當談到移民問題時，那個有創意的橋樑是什麼，這不是由我來說的。我想說的是，需要有廣泛傾聽的系統，讓那座橋樑能夠浮現出來。
所以，當臺灣將婚姻平權合法化時，我們只合法化了個人的部分，但他們的家庭之間並不因此形成親屬關係。這是很有創意的解決方案，讓雙方都相當滿意，沒有人非常不滿。但如果你沒有廣泛傾聽系統，你可能就會錯過那座橋樑。
嗯，在 TBS 的《Future Card》節目中，我用了「婚姻平權」的例子，這在這裡也是個議題。在臺灣，我們有兩個不同的詞，一個指個人之間的「結婚」，一個指家族之間的「聯姻」。所以，當時那個有創意的橋樑是發現，大多數支持婚姻平權的人，其實關心的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而那些希望保護家庭價值、比較保守的人，主要關心的是不要改變大家庭或親屬關係的定義。
但這正是哈欽斯委員會的洞見：如果你能讓橋接的敘事足夠強大，讓大家都能認同，它就會產生凝聚效應。即使是那些曾經激進的人，也會被橋接的敘事所吸引，從而再次回到中間地帶。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的辯論，恰恰說明了缺乏一個真正強大的橋接敘事，而這正是像「廣泛傾聽」這樣的技術可以幫助的地方。因為它能讓普通公民提出令人驚訝的、每個人都能認同的「橋樑」。而記者因為通常只有機構內的消息來源，要找到一個真正有創意、創新的橋樑要困難得多。但公民一旦開始競相「造橋」，就能產生許多令人驚喜的想法。我們在臺灣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我認為這恰恰說明了，這也正是缺乏「橋接」基礎的症狀。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橋接敘事，那麼任何的「平衡」看起來都會顯得不平衡，因為你總會被指責為迎合極端或排斥某些聲音。
是的，「意義建構」（sensemaking）。對，這有個專門的詞。這些被稱為「意義建構技術」。而我認為，「廣泛傾聽」可以整合大量的意義建構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