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錯啊！
他很棒啊！
因為上次有提到一支筆，上次沒帶來，這次有帶來，有筆差很多。
不是同一套。
超級《駭客任務》的。
不是，是 Vive。你可以打一趟拳，身體的軌跡會紀錄起來。
有啊！有花時間，我的運動器材在裡面。（笑）
對啊！藏私無益。
所以，對，我們非常有意識在增加Bus factor。像我現在快三個月飛一次到歐洲，我飛歐洲的時候，這邊全部都繼續，根本不需要我在才繼續，所以其實跟我的關係已經沒有很大了。
對，當然是這樣子，因為如果我們這個叫做「Bus factor」就叫做「公車數」，意思是有幾個人被公車撞死了，這個專案就做不下去？所以如果某個專案的Bus factor是3，就是說如果這個三個人坐同一班飛機，那個飛機摔掉，這個專案就消失了。
對。
如果教育部要提告的話——他們是不會啦！——不過如果他們要的話，是一次得罪四十方的人，就不會像Aaron一人承擔這個壓力。
他死後不到兩個禮拜，萌典就開始了，我等於是有一點為了想紀念他。我當時明確的想法是，如果要做就是要四十個人一起做，不是要我自己做，不是要葉平自己做，就變成像公民不服從。
所以當然我覺得Aaron的問題是，他太不想波及到別人，他律師費都自己出，他去下載的時候也不是呼朋引伴一起做，他是自己一個人去MIT接硬碟，所以所有的壓力都是他一個人承受，他受不了就自殺了。
求刑三十五年，然後被逼自殺，那個是滿慘的狀況。
像我昨天晚上才有一個Aaron Swartz的討論會，他把法院的判決書全部都公開，讓大家看到他們很多侵害隱私的這一件事...
對，他是被迫害的。
對，他覺得不要再造成痛苦。其實這個是有文本的，不需要我在這邊背書。
所以報仇這件事，他跟他的朋友討論了很久，說報仇決不是一件好事。他既不要報仇、也不要逃走的原因，就是因為對他來講，他死在哪裡都沒有差，第二個他不要再造成痛苦。
蘇格拉底說：「對別人造成傷害，你覺得是一件好事嗎？」他的朋友就說：「當然不是好事。」蘇格拉底說：「那別人對你傷害已經造成，這都是事實，你對別人再復仇都是額外的，你並沒有使世界上的痛苦量減少，你只是再增加它。」
那個很有錢的人說服他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雅典政變，他們是暴政，確實後來處決他的人也馬上就被撤換、推翻。如果大家都知道這個政府是暴政，你不以暴制暴已經很好了，為什麼不跑？你就已經知道他是不公義的、整個雅典都知道他是不公義的。
對話錄裡面有一篇，他有一個很有錢的朋友一直說：「你怎麼不跑？你怎麼不越獄？你怎麼不去斯巴達？」然後蘇格拉底很明確地說：「其實生命對我來講沒什麼差別，我在這邊死、在那邊死，我年紀這麼老了，再多活三、四年有什麼意義？我是要作為貫徹我的原則而死，或我是要作為不貫徹我的原則，像小偷一樣逃走？」
所以就有一個被政變的，他們不能直接罰政變的那個人，就罰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有一點代罪羔羊的感覺。
蘇格拉底當時是在民主派復辟，回來雅典，因為他們不能直接懲罰蘇格拉底的學生，因為他有豁免權，只能流放掉他，所以找了那個學生的老師，就是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煽動年輕人，讓年輕人變成——我也不知道——覺醒公民吧！（笑）
其實我從小就是看他的這些對話長大的，所以我會覺得那本來就是在自然的活動空間，這是人活動的方法。
他一直是用這種私人的身分在介入政治，他不是去議會、不是去他們的市民議會，而是在一般人的市場上、廣場上，甚至我們在這邊叫夜市、小吃攤，去進行他的活動。
雅典當時很流行政治演說，然後投票，看誰要去當大將軍之類的，但蘇格拉底不想參加，他雖然有參加伯羅奔尼撒大戰之類的，但他是用一個私人的身分來參加，他在廣場上隨便抓到誰就開始在那邊聊天，也不一定在哪一個廣場，在雅典或者是在斯巴達。
因為蘇格拉底就是這樣，他不隸屬於城邦。
就像是蘇格拉底的概念。
對啊！
我大概十年多前有去過北京、二十年前也去過北京，四川、西藏都有去過。
中國有來邀，其實很多中國朋友邀我去。
目前好像沒有。當然北韓主動來邀我的機率，其實不是很大...
我在二十個城市辦過黑客松，其中只有兩個是臺灣的城市，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挑啦！真的。
你知道我在巴黎也做一樣的事情，我到巴黎也投票進參與式預算...
這你要定義一下。
等到我能夠發展到社會化情感，大概十一歲、十二歲的時候，我已經在德國了，所以並沒有形成具體土地情感帶來的結構。
但我剛剛講的那些人的目標不是我，是比我大二十或三十歲的人，所以我看的時候是用一種理智的方法，像是去理解另一個文明。
像蔡志忠的目標讀者就是我，所以我看他的漫畫會滿有感覺的。
但我看那一些的時候，我覺得我太小了，因為我大概七歲或八歲，我缺少足夠社會化的狀態，去覺得李敖寫的、尉天聰寫的，或陳映真寫的... 他們寫的目標不是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說臺灣，那個是最臺灣的部分吧！以那個年代來講。
所以像鄉土文學論戰，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看了，但好像陳映真的《人間》我就沒有看過，後來是看他的小說來補上。
對，對，都在那邊。
但都是收在一個抽屜裡面，因為當時還沒有解嚴。
或者是鄭南榕辦的一些雜誌，或者是許信良的《選舉萬歲》。
不是散文。（笑）
另外，我小時候還會看《文星》，你知道《文星》吧！是那一輩的吧？
因為我都是看我爸、媽書櫃裡的書長大的，我爸的啟蒙其實是看古希臘哲學，所以其實我小時候看的中文書很多都是柏拉圖《對話錄》這一類的，本來就不在臺灣文化裡面，是在很外面的東西。
這真的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