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11 歲時，在德國薩爾蘭（Saarland）住了一年，那裡靠近法國邊界。我父親當時在薩爾蘭大學攻讀博士，他的論文是關於天安門運動中的通訊網絡。他曾是一位親臨天安門運動現場的新聞工作者，直到 1989 年 6 月 1 日才離開，這對我們家來說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回到臺灣三天後，他報社的另一位記者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受了傷。這段記憶對我個人而言非常深刻。
我 11 歲時，在德國薩爾蘭（Saarland）住了一年，那裡靠近法國邊界。我父親當時在薩爾蘭大學攻讀博士，他的論文是關於天安門運動中的通訊網絡。他曾是一位親臨天安門運動現場的新聞工作者，直到 1989 年 6 月 1 日才離開，這對我們家來說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回到臺灣三天後，他報社的另一位記者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受了傷。這段記憶對我個人而言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