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前一任的院長終於有一些方法，把一些錢花在建立我們的中部園區。
不是。
工研院累積盈餘基金，我的印象裡面五年前大概有120億左右，但是這個基金，經濟部跟審計部不允許工研院自己使用。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要動，第一個我們需要找到一批人提出一些如何動手、怎麼改革的一些可行的想法，這個是中間有一部分的人在工研院做過所長、副院長的人，這個事情也不需要disclose。
其實歐洲是一個公民社會的典範，他們其實是相當注重合作，也有很多知名的智庫，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歐洲人認為分享是很自然的，美國則相對比較自私，講究他有甚麼利益。當然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外交方式跟美國的大學合作，但我們應該要實質、不一定需要名……不，應該先有實，自然有名，所以想要得名才找實，這個方法可能……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的機會，他們不是那種外交、正式的大會，而是某一些專題的討論群體，是非常歡迎我們參加的。
第二，當然這個對於臺灣、國際，尤其是跟歐盟的聯盟有非常大的幫助。
應該可以重點identify幾個項目，是在三四年內開花結果變成國際亮點，亮點指的並不是只是R＆D 100得獎，那個坦白來講根本沒有國際注目的突破性。
所以我覺得趁蔡總統還有四年的時間，我們仍然可以做工研院改革這件事，這件事有可能可以分成短期、中長期兩階段，短期可以透過一些相當有經驗的人，甚至於工研院已經退休的高階主管，因為必須要知道工研院有什麼、沒有什麼，初步關鍵改革較容易上手。工研院其實就跟少林寺一樣，外面的人其實很難分辨誰是有本事，誰是很會做表面功夫的。達摩堂的主持功夫不一定最厲害，說不定掃地的最厲害。是吧？
我們沒有做。
你知道國外的人怎麼做，像華為是當Motorola要解散他的手機部門時，華為派了二十個HR的人就在Motorola門口等。
所以我們要大膽走出去，不一定是跟美國，因為美國的選擇太多。其實歐洲有多的國家在所謂applied technology部分其實是強的，像跟我們關係不錯的捷克、德國、西班牙。說來非常可惜，其實在過去兩、三個月疫情最差的時候，如果那個時候我們去跟他們買技術，大概只需要原市價的三分之一，可惜我們沒有做這一件事。
其實這個是全臺灣的現象，四十歲、五十歲，他們在現在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上代陰影底下成長，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機會被大他們十至十五歲的人拿走了，國外的歷練、參加研討會發表，他們即便跟著去，但是從來沒有上過場，如果沒有歷練，輪到他當家，他的膽子會越小。
我們後來創立了所謂的鴻鵠計畫，原意是讓35-45歲這一代未來能夠接班。
但是臺灣的派去的同仁只注意他各任科技專案負責領域的KPI能不能完成。工研院跟UC Berkeley，在東岸卡耐基美隆大學等有名科技大學，都有一些合作。不過我猜，效果也是保證可以完成本來要做的科專KPI。
我跟她吃過一次飯，她告訴我說他們同時接受了韓國跟臺灣的人到史丹佛大學去參與他們的研究計畫，他們發現三星派去的人到那邊去以後，參加所有跟他們相關或不相關專案的研討會，然後做詳細紀錄送回三星。
是的，因為龔明鑫、何美玥是我的好朋友，我其實在2016年3月左右曾經跟他們兩個分別見過兩次面，我知道那個時候蔡總統想要改革工研院，前幾天跟何美玥就這件事在短訊上做一些討論，她告訴我說她曾經去找過孟懷縈院士回台擔任工研院院長，但孟院士經過考慮後婉拒了。
但是這些都可以work out。
為了這一件事，我們在院內的主管會議開了十次以上，大家無法找到我們有兩套incentive，同仁不能夠心理平衡的方法。
包含一些生產線的改善、小的創新，這些人在工研院工作了長時間，年紀比較長，他們雖然已經不會動手做了，但知道怎麼樣給建議。另外一批人就是做真的R＆D，但對於他們的incentive program不一樣。
我覺得工研院可以分成三塊，這件事在李鍾熙院長後期的時候，院內主管策略會議曾經討論過一院二制，甚至一院三制，一部分的人專門服務企業，怎麼讓企業在七至九的時候升級。
對，人數不重要，而且研究的項目要減少。我們現在被迫是用這個number of projects來算，才知道分多少錢。
就是第六、七以後。所以在這個研發過程中，中研院或者頂尖大學做一至三，工研院要做四至六，或者是工研院做四至七，千萬不要讓工研院去做七至九，這件事就要做組織大改造，當然涉及到有一些人可能要請他離開，當然要做到用比較好的compensation，空出缺來之後便能夠找到一些更年輕優秀的人才。
這個事情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這樣子，我覺得我們的企業除了台積電以外，也不會有人去做TRL一至四的事。
外面好的時候，在裡面積極的人就出去join這些公司，不好的人再回來練功。
這點我要肯定。因為他在新竹，所以工研院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企業界的talent pool，調節新竹科學園區人才需求的洞庭湖。
我也在上面講得很清楚，如果我們不做任何事情，這件事情不會發生，以後這個單位就變成垃圾。
這個很浪費。
這個就不談了，但是我覺得工研院很可惜，因為有6,000人，不包括那些外包行政助理，有1,400個PhD，但是很多時間都是花在做一些每個月要去簡報的KPI達成進度，甚至一個技術處的科長可以隨時叫工研院所長去跟他作報告。
像韓國國家科技顧問邀請Bill Gates，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請這樣的人。
全部英語，而且他們是有大型研發計劃領導經驗的。
他是早期，但是他年紀大了。這個委員會討論有三天是跨領域的，有生物科技、ICT、材料、能源，資訊通訊包括孔祥重院士，然後他們會有非常多的爭論，那些爭論見解，我個人雖然不做科技研發，不需要去報告，但是在場聽到非常多有意思的具啟發性的見解。可是我們為什麼只能跟華人、說華語的人來做這樣的溝通？記得李國鼎還在世的時候，行政院科技顧問邀請對象，除了國際傑出學者，很多是IBM、AT＆T退休的CEO。
回到工研院，我加入的時候院長是李鍾熙，後來到徐爵民，經濟部在每年給工研院80億左右的科技預算中，允許其中的10%可以自己決定前瞻性研究題目，允許自己決定研究什麼，最後考核總成果，允許一部分失敗，這個叫做「前瞻計畫」，為此請了大約40位國外院士級專家，或是傑出企業專業經理人，組織前瞻委員會，每半年，工研院六個主要研究領域的負責人必須項這些前瞻指導委員做一個禮拜的review，十年下來這些人給了很大的貢獻，這裡面包括了我們曾經想延攬回來攤任院長的王文燦先生，及在信上所提到的孟懷瑩院士。
是的，台灣有很多人一直認為：只要有一個聰明的外國人進來，就有一個比較笨的臺灣人失業。可是引進國外優秀人才，增加企業國際競爭力，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呀。這便是把餅做大的思維。
新加坡這麼做，美國過去也是。這些政策馬政府最大的問題是保守，所以這些部長聽一聽都覺得要做大的改變很困難。
新加坡很重視這個事情，而且讓他人才的密度變成以前一個不能做RD的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不是一個亞太研發創新中心。關於建立亞太研發中心。必須走出去、引進來，台灣過去的引進來方向有一點錯誤，為什麼？因為我們一直希望引進一些比較先進國家的人才，如果我從麻省理工畢業，我何必來臺灣？但是再想一想，柬埔寨、緬甸，難道沒有IQ 140、150潛力非常好的學生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非常成功。
所以我是覺得工研院需要一個大規模的改革，而這個改革的意思，有很多種方法，我曾經在管中閔擔任國發會主委的時候，跟科技部長、科技政委、中研院院長、經濟部長、國發會主委，我一個人跟他們五位部長在一個小會議室裡報告，報告說工研院應該要想怎麼樣更國際化，國際化有三種方法：一個方法是把外面的人帶進來，第二個方法是怎麼走出去，第三個方法是你找一個大學，這個大學，我們就把它變成以收外籍學生為主的。新加坡便是怎麼做……
其實坦白來說，以我們現在的能力要射月還不容易。
馬上要進入第三期，可是我們這邊沒有人去研究，沒有人想辦法聯繫加入。當然這需要經費，需要很多資深的人去接觸努力，人家才會想到我們。
我們開始所謂的國家隊，國家隊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不再世界其他國家共同進行分工合作了，舉一個例子，像歐洲的整個歐盟有發展的泛歐科技計畫。
第二，我們的領軍人才不再具有國際視野，我們其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稍微有一點……我沒有任何的惡意。
對，RD不是這樣子，這個第一個擔心。
對，而且最重要是經濟部的管理，經濟部負責法人研發當然是技術處、工業局，科技部也有參與一些，因為我們政府的管理制度，他們希望每個事情都有KPI、quarterly review。
因為視野的關係，他們會變得更保守，他們會很自然選擇做low risk的事。
接下來接任的這代，你不能說他們不優秀，但是他們的國際視野，顯然比上一代二十年前要差很多。
我很擔心這代，工研院資深人才曾經在國外有過這些經驗，但大概再五年就全部退休光了。
可是這些年由國外頂尖大學回來的人越來越少，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大學教育在過去二十五年想進台、清、交、成去唸博士太容易了，何苦出國受苦？其實這些人的天資智力沒有減少，他們做的研究也不見得比較差，但是他們沒有接觸國際大型的計畫，做系統，做一些比較有風險性、前瞻性的研發。
那個時代我不在工研院，但是因為我在資策會，跟工研院經常往來，所以我知道那個時代的工研院所長、副所長、副院長，其實都是麻省理工、普林斯頓等這些學校。一直到今天工研院剛退休五年之內的，大概也都是這個學歷的人。
Morris被要邀請到台灣，第一個工作就是擔任工研院院長，後來在院長任內規劃了台積電，後來升任工研院董事長，但工研院董事長只負責政策性決定，主要執行長是院長，然後他就出去擔任台積電的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