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需求。
很多並不是我們消費者要的。但是前段的探索是有一個理論基礎。
我們當時就直接做Living Lab,就是決定要做什麼、已經決定要做什麼,我只是試試看,這些人的需要是什麼都沒有探索過,其實要更往前做。
要有一套方法,這個是有方法的。
這個是我們在軟體發展上數位化碰到的大問題,這樣子會讓我們花十元,結果得到三元的結果。
剛剛講的碎片化,這些是小問題,但是會破壞整體的結果。
2016年蔡總統選上以後,因為有跟我們說要改革工研院、資策會的想法,一開始是說要發行合併。
因為一個財團法人會被另外一個財團法人解散,但是法律並不禁止個別的團隊移動,所以我們就讓工研院的院長兼資策會的執行長,讓資策會的董事長也去做工研院的董事長,時間沒有完成一致。
但是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在跟政府申請案子的時候,大家在一個大計畫裡面,你做ACD,我做BEF,根本是一個混合體。
何必多此一舉?如果沒有某個程度的整併,工研院是一個組,一個組是百人以內,資策會也是個所,差不多是一百人,即使我是子項計畫,我希望全部做,並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在整合上。
如果數位發展部將來成立以後,這批人是最能夠使用的一批人,包括推動政府、推動民間的數位化。
這個工程要提前做。
所謂名不正、言不順,我建議您大膽爭取資策會董事長的位置,比較能夠從政委的立場來推動這樣的事,但是工研院目前為止的行政院分工還沒有改變以前,還是屬於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當然不是不可能改變的,或者當然另外成立所謂的數位發展研究院,或者是數位發展與運用研究院。
組織的重新調整,因為同樣是做5G,做哪一個layer的事情,資策會跟工研院並沒有剛剛講的合作,只有我們,甚至於彼此並不參考,這個是很大的程度浪費,都做了事情,也花了時間,這個是很大的浪費。
所以我覺得剛剛講的組織是一個大問題,本來我剛出社會的時候,當時李國鼎先生在世、在位,身體比較虛弱了,我去的時候,資策會、工研院已經成立三至五年了,當時的想法是利用財團法人的概念,能夠有民間的彈性,然後來替政府做事,但是後來因為管理制度的關係越管越細,現在變成一種駱駝,駱駝跟馬交配,本來駱駝可以走長遠,馬可以奔跑,結果駱馬既不會奔跑也不會走長遠。
兩個弱點:人事制度不能做太大的改變、財務制度不能做太大的改變。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精細,連一個便當八十元都不能改變。
孫運璿先生成立工研院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但是後來發生了一個正面的效果,因為工業有關,因為科學園區的產業起來了,軟體產業園區沒有起來,科學園區的產業起來以後,在過去的三十年當中,工研院變成變成……
而且工研院在HR的制度上並不禁止,沒有懲罰,甚至還可能因為有外面的經驗,你可以知道一些相對的promotion。
沒有地方可以去,因為軟體太弱了。
那只能到外商去,像到微軟、Google。但是微軟跟Google做的東西,是不是將來就可以在臺灣的數位轉型上能夠做得到,這確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畢竟國家的size不同、做法不太相同,我有一段時間在研究荷蘭、研究瑞士,為什麼他們這麼小的國家,甚至於芬蘭,他們卻有很多創新?
發現他們的企業並不是全在荷蘭、全在瑞士,瑞士的生物科技非常好、非常強,精密機械非常強,更不要講服務業,像金融、觀光及旅遊都是很強。
當然是到德國的基礎化學、德國的基礎金屬工業,他也leverage到法國、以色列比較浪漫的設計、服務。
我上次不知道有沒有提到這個,我覺得適當的時候,在政治上可以強調臺灣隊的,但是實際的做法要強調國際隊,只有臺灣人才、臺灣的運用,工研院曾經做過的是想要做green campus,徐杰民院長大概七、八年前,那時說把所有綠能的研發成果用在我們的campus。
對。我當時就找他說為何在國際上我們不找一個green campus來做?我們的campus來當作標的物?我們花錢請他來,然後我們一起合作。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的瞭解是國內政府部門對類似這樣的想法還是比較排斥。
但是不涉及到我們付很多錢給國外。
因為國內的企業會反對。坦白來講,我對新南向政策,別的外交或者是其他文化交流的部分,我沒有意見。
但是對於產業跟科技有意見,因為我們朝要求標準比較低的地方走,並不是像高標準競爭跟學習。
從最上層的concept,我們要慢慢讓他們理解到,不要認為現在是一個強國,我們是一個經濟小國、也是一個科技小國,我們仍然還是要繼續跟這些大國合作,至少政府部門跟預算可以做,民間企業可以用鼓勵的方式。
這次台積電坦白來講,我寫過一篇文章登在自由時報,登過兩篇文章,我是非常贊成,三年前台積電要把3奈米設在南科橋頭園區的時候,我就主張要把3奈米應該設在美國,因為未來的半導體一定是走向小量、多樣,不是都是DRAM、手機,不是這種大量運用的東西,而是相反的某種特殊醫療設備,像國防等,但是需要高精密度的,需要3奈米、4奈米,可是整套的製程、整個專案是要改變的,跟現在我們一次替Apple、AMD這些公司做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對於台積電來講,他們去設也是它的一種挑戰,如果做成了……其實三星是遠遠落後在後面,三星跟Intel都是做標準產品起家的,如果他做到了少量、多樣及高精密度,就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當然,很多人認為這個很像是臺灣的損失,我倒不認為如此,一方面我認為因為有了這個新挑戰,所以必須要重新克服很多技術的問題,要跟當地的人才、跟當地的學校合作,另外一方面是台積電在臺灣少設一個廠,就釋出五千個人在到臺灣去。那就整個提升起來了,是不是?
只要有這兩點就值得了。否則的話,我們就是用一流人才在一個公司裡面拿一流的pay,但是可是可能做二流的工作,這是有點可惜的,這個是我大約提到的事情。
剛剛提到使用者經驗,並不是只有B2C、G2C,還有B2B,未來走向工業4.0的產業鏈,要能夠無縫,像building、AI。
工業4.0的目標是最佳批量是一件,我們現在最佳是一百萬件或者是一仟萬件,我們現在是要成本不會增加、時間不會延遲,我不知道有多少個別產業有在做整個total的解決方式,但是我們曾經在十幾年以前,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A、B、C、D、E、F、G的企劃,就是政府出錢,以一個企業為中心來共同數位化。
中心最早的概念是A-team是腳踏車。
但是我們從logistic、information sharing、supply其實我們在十年前有做過,但是那個時候的技術跟現在的技術也有差異,所以B2B的部分也是有很大的空間,我不知道日月的案例是不是在做這個。
是沒有動到整個supply chain,這個都是在數位發展裡面,不要只有考慮到B2C,就是B2B的部分,甚至於C2B的部分。我還是認為其實從我當年唸書時的數據,IT的大部分是用在B2B,並不是B2C,現在可能有點增加了。
但是B2B還是一個…
但是臺灣在B2B做的比較少,或者是政府involve比較少,這個比較可惜,還有國際化。
學者跟企業家的差異,這個是彼得杜拉克講的,他說你有知識可以成為學者,你如果要成為一個entrepreneurship,你需要guts。
我是說包括制度、組織,需要有guts。他還講到說如果要變成真正被人尊敬的企業家,你還要mind sharing,你願意跟別人share。
但是很少,施振榮先生可能有一點,但是其他人很少。
資策會要開刀,比工研院簡單一點,工研院稍微複雜,但是我覺得也不一定卓執行長一個人做得到,而是兩位副執行長,他小我三屆在交大,另外一位是政治界比較有經驗的,可以處理一些政治界上碰到的麻煩,這個當然是有需要,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一些扮演黑臉的。
因為執行長自己扮演黑臉。
像皇帝扮演中間的角色,所以應該是要找黑臉來做這樣的事,才能推動。
有機會可以多跟他交流。
像他也授課過,也是教這個。他們也有做一些startup,不過要做組織轉型一定也是要有,因為資策會比較複雜的是有民間董事,所以這中間是相當複雜,不過我講到的是李世光部長是官派,官派的意思是讓您去當資策會董事長,行政院長批了就算數,如果董事長加執行長,再加上黑臉的副執行長,然後再加上年輕的HR專案,像從您這裡領軍來跟世界大型的企業談,某種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