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月來，香港人民不斷為民主作出抗爭，反抗他們所察覺中國大陸政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台灣島嶼，被北京當局認為是一塊「分離的領土」。作為臺灣的官員，您如何看待這些抗爭？

台灣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分離了。

當我們從臺灣看香港的現況，看到一種新形態的自由民主運動正在萌芽，也就是所謂「Be Water」或「無大台」的運動模式。

我參與過太陽花學運，運動者在 2014 年佔領了立法院 21 天。當年我們協助建立這類運動模式時，實際上是由 20 個組織所領導，但現在至少有 2000 個組織投入香港運動。

最近這段期間，香港的抗爭越來越激烈，北京當局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會說「我們受夠了，我們要以武力介入。」您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只要保持國際注目，那就不會發生。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都在關注絕對不能夠發生那樣的事。

就我們的部份，臺灣許多大學已經提供交流計劃，讓香港學生能在安全的空間與國際媒體對話，也正是為了這個原因。

您從小就開始寫電腦程式；也曾經是活躍的黑客。作為臺灣的數位政委，您主要的訴求是民主再造。您認為它的具體概念是什麼？您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為何？

作為數位政委，我採取基進透明的工作模式。所有我主持的會議，都能夠在網路上找到逐字稿，完全公開。

從根本上相信人民，讓政府和政府運作方式都對人民透明化，大家就不只能瞭解政策內容，還有政策制定的理由，也就是決策的背景脈絡。這跟「要求人民對政府透明」的政權相當不同。

不過，關於民主再造的數位成份，應該不只是提供文件而已？

臺灣的做法，是將科技帶給公民，而不是要求公民配合科技。我們將寬頻網路視為人權：臺灣任何地方，即便是海拔將近 4000 公尺的玉山頂上，都能取用每秒 10Mb 的網速，否則就是我的問題。

網路非常實惠，每月只要 15 歐元，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媒體、Youtuber。所有公民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基礎。寬頻人權政策也帶動了連署、法規、預算的全面參與；臺灣 2300 萬居民裡，目前至少有 1000 萬人運用 Join.gov.tw 平台。

大型科技公司在民主裡扮演的角色，有時會令人質疑，因為在平台上可能散播不實訊息或者影響選民。談到民主再造時，大型科技公司應該擔負起何種角色？

首先，就像 20 年前的垃圾郵件議題一樣，我們必須建立一些常規，好讓公民能很輕鬆地主動參與事實查核社群，這是大型平台提供者必須做的。

但更重要的是，在各個相關部會，都有至少五人的團隊，在假訊息散播後一個小時，發佈運用迷因工程製作的幽默澄清訊息。當人們看到這些澄清資訊，會覺得十分有趣。與其讓憤怒化作憤慨，這樣的回應方式，讓人們更能做出有利於公益的行為。

因此，我們不會將任何新聞報導撤下──部長的話，並不凌駕於新聞工作者之上──而是運用快速、即時、幽默的澄清方式，來協助事實查核以及新聞專業。

臺灣希望將經濟模式從製造業轉型，成為數位化的經濟體，但實行起來並不容易。目前的絆腳石是什麼？遭遇的阻礙為何？

這部分目前進展良好。我們的 AI 策略──指的是輔助式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不是人工智慧──協助中小企業將工作中視為瑣事的環節自動化，而非取代特定的職位。

這種基於社會常規、與 AI 共同演化的模式，對理念一致的經濟體和國家非常有吸引力。我們的獨角獸企業，也不至於對社會、環境產生負面外部影響。舉例來說，Gogoro 既是共享機車的獨角獸，同時也是能源管理、綠色能源的先驅。

好的。唐鳳委員，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