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很早就入門了。我從 1989 年開始寫程式。「天安門」鎮壓使我家特別關注民主與自主通訊系統——我父親的博士論文就探討這些動態。「柏林圍牆」倒塌後，他赴德國攻讀博士；我也在薩爾蘭（Saarland）求學一年。那讓我接觸到如今所稱的二階模控學——信任、回饋、自我組織。其後，我在校長的祝福下離開國中（因科展以 AI 進行哲學探究），在臺灣共同創辦以「媒介化」為主題的新創，並打造改善認知安全與韌性的中介演算法。這些創業經驗最終與公共服務相交會。
我其實很早就入門了。我從 1989 年開始寫程式。「天安門」鎮壓使我家特別關注民主與自主通訊系統——我父親的博士論文就探討這些動態。「柏林圍牆」倒塌後，他赴德國攻讀博士；我也在薩爾蘭（Saarland）求學一年。那讓我接觸到如今所稱的二階模控學——信任、回饋、自我組織。其後，我在校長的祝福下離開國中（因科展以 AI 進行哲學探究），在臺灣共同創辦以「媒介化」為主題的新創，並打造改善認知安全與韌性的中介演算法。這些創業經驗最終與公共服務相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