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Zipcar進來臺灣之前三年，真的是二十歲的大學生跑來找我：「學長、不好意思，我要跟某某銀行談汽車共享的保險，銀行希望有律師事務所可以出法律意見書，說明這在臺灣是可以做的。」我們兩手一攤，查了所有的法律，我們也免費幫他看，我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律師敢出這個意見，如同今天現場分享的Obike的狀況，可能一個行政命令來，一切都不一樣了，任何一個部門、主管機關及媒體風險或發生一個社會事件，一切都不一樣，所以沒有一個律師可以協助處理這一件事。
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Zipcar進來臺灣之前三年，真的是二十歲的大學生跑來找我：「學長、不好意思，我要跟某某銀行談汽車共享的保險，銀行希望有律師事務所可以出法律意見書，說明這在臺灣是可以做的。」我們兩手一攤，查了所有的法律，我們也免費幫他看，我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律師敢出這個意見，如同今天現場分享的Obike的狀況，可能一個行政命令來，一切都不一樣了，任何一個部門、主管機關及媒體風險或發生一個社會事件，一切都不一樣，所以沒有一個律師可以協助處理這一件事。